宗教分裂运动和彼得一世改革以后神职阶层失去了原来所有等级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整个等级都遭到了社会的责问和不满。民众敌视是因为民间宗教的多元、清廉、向下等特点颇得好评，与官方宗教形成一个对比；而世俗当局则认为，僧侣没有起到社会秩序维护者的作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根据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建议，让教会扮演官方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工具，但是它在民间的口碑越来越差。在平民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分裂运动和在特权阶层有影响力的共济会的活动，使得官方东正教的权威处处受到质疑，民间和贵族都反对官方教会，前者认为他们是古老东正教的敌人，是“古风时代”的叛逆者；后者认为他们是近代文化的敌人，是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和智慧的束缚者，是保守势力的集大成者。他们认为俄国的宗教界有“宗教专制主义的”倾向，伊·阿克萨科夫说：“教会是国家的奴仆”，[ 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70-171页。]梅尼日科夫斯基指出，“宗教界至今被视为最反动的俄国社会的一部分”，“仅仅是专制制度的政权借以统治的武器、杠杆”，是“隐藏在假面具下的教会”。[ 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6、37、49页。]。
“从左派的言论中听到东正教心理的回应”
在俄国贵族的流动的是双向的，贵族的等级内部的流动性较大，任何军阶的人，只要获得一枚勋章便可以成为世袭贵族，其他社会群体也可以向贵族等级渗透，19世纪中叶57%的人、20世纪初66%的人都补充进来成为“新贵族”。但是新贵族不可能来自僧侣子弟。由于神职限制过多，流向贵族的人员都是僧侣阶层以外的人员。贵族退役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进入政府从事文职还要挑三拣四，最不济的退回领地当地主，仍然可以过得逍遥自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贵族整体也趋向衰落。而僧侣的流动是单向的，只出不进，而僧侣的后代就只能向下，很难向上发展，所以成为向下其他等级的补充来源，为了生计他们历尽人间沧桑。19世纪中叶以前，世俗政府对教会所做的一项工作量很大的事情就是甄别和清理“多余人员”，把大量没有教职的僧侣强征入伍或转入纳税等级，只有少数有文化者被安置到国家机关当办事员。[ Ласкин В.Н. Учебник истории рукого права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СБп.,1909.с164.]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神父和教堂执事的数量削减了1/10，僧侣同贵族一样失去了等级特征，这个阶层心理“失落感”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原来的特权消失，进入不到教会俸禄阶层的人只好另谋出路，其中一部分人在法律上转变为宗教职业者，一部分人则成为失业知识分子或其他下等职业者，他们任何时候都要为上层等级的人让路的局面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例如1825-1850年官僚、教师、医生中的僧侣阶层的比重分别为20%、35%、30%。[ БурдяковаЛ.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4-5.]到1858年僧侣总数应为155万，而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造册的少了90万人，绝大部分都流入下等阶层了。1882年在莫斯科6319个僧侣后代中，只有40%的人仍以主持宗教仪式为职业，其他的人则成为下级文秘人员、医生、教师、和演员，450人从事雇佣劳动，356个在医院和养老院工作，134人成为无职业者。[ Нифонтов А.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лассов буржуазнов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усском городе ⅩⅨв.//ИЗ.1955.Т.54.с.248.] 他们普遍有一种“被遗弃”的愤慨，于是对自己定位亮出旗号就是“与社会直接对立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决意实行报复的人，他们抱定一种“你不让我好过，我就和你同归于尽”的态度，一定要把起来“造反的卑贱者仇恨”发泄出来，[ С.Кара-Мурз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1918-1921 урок для ⅩⅩⅠвека. М.,2003.с.74.]用别林斯基的话说，在这种逆来顺受的生活状态下，“没有行动就没有生活”[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20页。]。
农奴制改革以后，大量的中下神职人员的经济状况从原来尚有保障的等级中滑落下来，很多人必须要从事其他他们原来不熟悉的职业养家糊口，成为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阶层，国家的政策把他们变成了现实中的失败者。由于就业资源稀缺，教会上层的腐败使中下层教会子弟与教会学校的学生观念发生变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没有走上社会之前自以为，父辈的神甫职位在所在地区是受人尊敬的，然而等他们到城里去求学，却发现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与这个等级实际应该具有地位相差很远，这些都对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造成很大的打击。国家的不信任、贵族的蔑视和百姓对民间教派的同情对他们都有很大的触动。神职阶层几乎失去了所有等级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整个等级都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尴尬境地，东正教的平等观念被他们用来批判这一切，乃至批判东正教本身。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对从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恨的要死。历来俄国社会主义与浪漫的贵族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形成了俄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局面，最后发展出来的俄国社会主义是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帜下的进行的，这种革命造成的“俄国特色”极有可能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可能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 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26页。]
上述这些原因使得神职人员的后代在愤世嫉俗中的痛苦中诞生的否定意义压倒一切，他们反体制、反贵族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仇恨，来自心理狂躁症，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主要动力是绝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的时代就认定自己将来会“是激进左派的领导人”，[ 罗永年、郭锷权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辽海出版社1998年，81页。]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皮萨列夫早就断言：俄国“一旦发生自发革命，‘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指平民知识分子）就会担负起革命后社会体制组织者的角色”。1905年革命之前革命组织的成员主要就是由平民知识分子构成。他们从矫枉过正到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国激进主义发展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暴戾之气，高喊着“批判、反对、打倒”，甚至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使一切腐儒学究惶恐不安，望风而逃”。[ 赫尔岑：《往事与思考》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41页。]在一个断裂的社会里，蔑视社会生活的常规的姿态，扮演激愤的反对派角色更容易赢得“喝彩”。
但是他们要打造的“新世界”是与他们成长过程极为类似的僧侣型的封闭世界体系，童年时代的“心里牢笼”的阴影一直贯穿于政治激进主义，狭隘的复仇意识、正统宗教般的政治观念阻碍了他们的政治眼界和认识水平，使俄国社会思想的理论水平逐渐“矮化”，他们在反对宗教的时候宗教情怀就很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从左派的言论中听到东正教心理的回应”[ 别尔嘉耶夫等：《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页。]，看到正统原教旨主义的阴影。他们大多满足于简明手册中那些口号化的东西，而且他们打造的“唯物主义有一种霸道的唯我正确的理论，如果你不是唯物主义，你就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可疑的，如果你不是唯物主义，就意味着你要维护对人民的压迫”。[ 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0页。]从这一点看，他们反对的世界，与反对他们的世界很为相似，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北方蜜蜂》的出版者格列奇克和书报检察官季姆科夫斯基两者都有同样“革命精神”，[ 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60页。]如果两者换位，就会发现，历史的复仇画了一个好大的圆圈，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