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神职人员子弟与贵族青年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时刻牢记惟有抛去浮化的物欲，才能获得解脱，他们的这种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生活观在大学阶段与奢靡享受和“性淫乱”的贵族生活观遭遇以后，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和不平衡感，青年人本来就有逆反心理，这种落差很大的生活状态对比，更触发了他们对现有的生活秩序进行革命性的颠覆的决心，他们喜欢引用《马克福音》的话说，“我要拆毁这殿，另造一座”[ 引自《圣经·马克福音》，第14章58节。]。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知识分子不只是“40年代人”和“60年代人”《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而是两个阶级的仇恨，从这一代人崛起的知识分子，一直就有强烈的“阶级（等级）观念”。神职后代认为，造成等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他们获得解放以后，由于害怕减少自己等级的实力与财富，一直阻挠沙皇变更法律程序使僧侣阶层上升，希望贵族一个阶层独自享受帝国的荣耀，结果“等级”在俄国就已经具有了不可变更的种族意味。即便在思想领域里赫尔岑也承认：“30年代我们的信念还太幼稚，不可能不带有排外性”[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6页。]。贵族画地为牢的“自我范畴化”筑起了一道其他阶层难以进入的围墙，从而造成后来这两个群体的对立。
在“贵族血统论”的“排他性”的等级意识支配下，贵族阶层中人充满了“旧家世族贵族阶级”的炫耀[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44页。]和具有“欧洲教育”背景的自负，即便普通人家出身靠军功晋升者也喜欢攀龙附凤从“祖上”挖掘出与老贵族的亲缘关系。为俄国征战换来大批土地后，军官整体上升为“第一等级”，他们总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其他阶层，把没有受过欧洲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叫做“半知识分子”、“失意的人”或具有“病态自尊心”的人，“半个宗教狂、半个骗子”，“苦行者”、“对自己残忍对他人亦残忍的人”，是“喜欢观赏火灾的人”。[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82页。]他们谈论俄国“知识阶层”的时候，往往强调必须是“贵族的”，必须是具有“欧洲教育”，必须是有哲学修养的，他们“穿的是法国服装，说的是外语，回避和鄙视俄国的一切”。[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353页。]
贵族对于集体征战造就的“非血统出身”非常看重。尤其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贵族头衔已经丧失合法地位以后，他们更加计较身世和出身背景与其他人的不同，“要做贵族，必须生来就是贵族，让庄稼汉变成贵族，那还叫贵族吗？”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很流行，索罗古勃撰文论述说：“在每一个阶级都恪守自己的范围，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的国家，这个国家便是幸福的”。[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127页。]如果让农民变成贵族，或者贵族变成农民，对两者来说都是不适宜的，如果让面包师写诗，鞋匠搞政治那一切还不乱套了。只有让那些生来就是上流社会的人进入上流社会区，因为那里需要一种特殊的权利，而且官吏也只能让贵族来担当，绝对不是任何普通的人所能担当的。他甚至提出，为了保持自己门第的光荣，必须牺牲一切。别尔嘉耶夫也承认，由于俄国特殊的贵族构成模式，“在贵族社会里我没有看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的只是妄自尊大、对下等人的轻视和闭关自守”。[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1997年，18页。] 这种偏狭的等级立场，无疑加大了与另一个有文化阶层的对立。18-19世纪在贵族发展的“黄金时代”，俄国的社会、文化、等级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第一等级的“种族”思想导致了僧侣阶层的“反作用力”。
所有这些等级落差都令平民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义愤和不公平，他们说，当年“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416页。]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要向那些“外国化”的贵族复仇。人们都知道，狼总是吃羊的，现在总算该轮到羊吃狼了。别林斯基在给巴枯宁的信中说“我的天性是仇恨的思维”。[ БелинскийВ.Г.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1953-1959.Т.11.с.245.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对僧侣以上的等级抱有一种强烈敌视和否定态度，他对贵族怀有极大的怒气和与此相拼毫不退让的勇气。俄国的等级深渊导致的贵族和僧侣、农民群体之间有一道明显的边界，而且尤为叫其他阶层愤愤不平的是，贵族的出身并不是来自“血统”，而是国家“后天”打造出来的，如果往上追溯，绝大部分的服役贵族的祖先都是与农奴没有太大区别的人群构成，各个等级都为国家出过力，凭什么好处全让军人阶层“独享”。而且这种“新贵”处处体现出来的从低级等级挤进高等阶层不愿被淘汰、不愿意再有人进来的“暴发户”心态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勃洛克在提到与贵族的分歧时说，我们“自然而然的仇视你们、疏远你们，我们的精神与你们的精神不能相互接近，你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墙”。[ 亚·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东方出版社，2000年，53页，]因为俄国缺乏内在的统一，各个等级之间从来就没有步调一致过，在下层等级的意识中，贵族就如同“异类”，僧侣阶层受到上下两种力量的挤压，他们仅靠一己之力是无法获得广泛支持的，只好向下借助人民的力量来反对第一等级。
从这种痛苦中铸就僧侣子弟的“仇恨”意识和极强的政治敏锐度，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悲哀，使他们的异教徒心理萌发，从此他们对宗教王国的寻找方向发生逆转，对唯心主义的绝望使他们的创造性转向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那个创造了“恶”的上帝，不能接受充满了苦难的世界，不能接受无论如何努力仍然看不到希望的世界。杜勃罗留波夫以“黑暗的王国”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发出呐喊“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用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来解读这种表现，就是压抑的“原始模型”总要找到另一个发泄渠道。[ 卡·荣格：《心理类型》上海三联2009年，594页。]它不能在循序渐进良性轨道中自然导出，就会找到另一个爆发点非常规地溢出，而且这种“转移暴发”会找一个相对容易的“突破口”。这就是僧侣子弟对贵族阶层怀有强烈仇恨的主要原因。
从一开始平民阶层中的青年就与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思想性反其道而行之。杜勃罗留波夫说：当年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我就决心要复仇，“这样的毁灭是痛苦的、深重的，当时我就决心这样做，假如命中注定我要毁灭，那我决不平白无故的从这个世界上毁灭！”[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12页。]现实的残酷和希望的渺茫，使平民根本不可能在按部就班地“混出来”，他们决心报复社会，向贵族讨还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新一代人的崛起完全改变了俄罗斯的文化类型。从沙皇政府关押的“政治犯”阶层划分上看，的确以60年代为分界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27-1846年76%的政治犯是贵族，1884-1890年平民知识分子的比重超过70%，贵族退到次要地位，占30·6%。[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100页。统计中的“散总不符”是常见现象，是因为有些人的身份是跨阶层的，是重复计算的可能。]
到19世纪50-60年代宗教学校的学生面对的是已经衰落的东正教，他们不但对“黑暗的精神王国”发出质疑，对神学院的蒙昧氛围具有激烈的反抗倾向，更加激发了他们按照俄国式的、极端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他们憎恨欧洲文化，憎恨所谓自由竞争下的“虚伪平等”，憎恨贵族身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说他们用虚假的“自由、理性与刽子手组成了一个三角同盟”，这些都是他们要铲除的东西，既然贵族是一个喜欢“立法的阶层”，而在我们看来，“法律不能填饱肚子”，于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满足这一奢侈的想法”。[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156页。]，我们要做的“不是在法律面前把下层阶级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全部问题在于不让一个阶级吸吮另一个阶级的血”。[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三联书店1959年，20页。]赫尔岑说：“他们以感情的强烈、意志的坚决令人叹服，不安的酵母从早年起就在他们身上涌动，它们的血管里流着沸腾的血，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也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自尊心达到了虚荣的程度，变成了对权力的渴望，对掌声和荣誉的陶醉，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罗马式的英雄气概”。[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65页。]“他们并不喜欢自由，但是喜欢为它而斗争，可以为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保卫自由鞠躬尽瘁”。[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10-5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