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在最近的文章中曾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分裂教徒或其同情者，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也不是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这场革命的，而是把沙皇作为“敌基督”、“伪基督”势力来反的，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 金雁：《20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书屋》2009年第1期，4-12页。]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盖的，还有特列奇雅科夫画廊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莫罗佐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5万之多。1905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就是生前的相好，女演员安德烈耶娃，而此人后来成为高尔基的第二任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之一。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以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地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中第二卷，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的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的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 叶·巴尔索夫：《17-18世纪俄罗斯旧礼仪派历史的新材料》1890年，122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385页。]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8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 Карцов В. Г. Релииозный раскол как форма антифеодального протеста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Калинин.,1971.с.78-82.]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的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古拉格”。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17世纪为350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600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的特质。在1994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极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如此长途长时间旅行在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每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回归之旅”中的“北方崇拜”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是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是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军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流亡议会”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