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为这些民主派在索翁看来太过“西化”，也太过“现代”。他们颠覆了传统的俄罗斯。如前所述，索翁认为“2月”与“10月”是一回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月民主”要负很大责任。而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民主派不仅自己软弱无力，还从背后给了高尔察克这样的“英雄”一击。在索翁看来，充满贵族气质的高尔察克将军并不是暴君，二月革命后他曾是第一个向民主派临时政府宣布效忠的旧俄高级将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政体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1917年6月临时政府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职务，他也服从了。只是在布尔什维克1918年1月发动政变废除宪政后，他才起兵反抗。也正是高尔察克接纳了“流亡议会”。但这些民主派议员们在内战的关头却还热衷于辩论，“互相争吵”，给“英雄”添乱，因此索翁认为高尔察克解散他们是正当的。
而且，人们知道高尔察克在战前曾经是俄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北极英雄”，作为海军军官和北冰洋航线开拓者，他在极地探险与科学考察方面成就卓著。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卷入政治悲剧，他本来可以作为“天才的北极科学家”传世。而对于具有“北方崇拜”传统的分裂教派而言，高尔察克这种经历就更了不起。因此索翁对他景仰有加是不难理解的。
相形之下，索翁对民主派就很不客气。在“回归之旅”中他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1994年俄罗斯正处于转型危机的深渊，当局备受抨击也并不稀奇。但索翁的抨击还是特别“深刻”：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当时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的灾难始于1917年2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然后便从1917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抨击并没有改变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与苏联时代“爱国者”对他的态度（索翁也无意博取他们的好感），但却使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 阿克谢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 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人们对索尔仁尼琴与现实隔膜，只会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几乎“一切人”的“傲慢”越来越不耐烦。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 Медведев Р.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с.95-101.]
从利哈乔夫到索尔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宏扬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承接这一趋势，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德. 谢. 利哈乔夫教授的“俄罗斯真理”。[ 参见德. 谢. 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利哈乔夫受其母亲“旧教”情结的影响，也是着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家园”。
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样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的“斯拉夫自由主义”实际上认为灾祸来自“东方专制”。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鞑靼化”。他虽然对彼得大帝直到列宁以“西化”方式搞中央集权专制毁灭“俄罗斯的”本土自由传统不满，但对于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古典文化，利哈乔夫还是强调其与西边、而非东边的联系。
在罗斯文明起源问题上，利哈乔夫是“诺曼说”的支持者。此说认为北欧海盗（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建立了最早的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时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倾向这种说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学和后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正统史学都反对“诺曼说”，认为北欧海盗只是斯拉夫王公的雇佣军，对“我们的”罗斯文明没影响，甚至把诺曼说指斥为西方人贬低斯拉夫的“阴谋”。而利哈乔夫恰恰力主诺曼说。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罗斯文明具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色彩，甚至发明了“斯堪的纳斯拉夫”这个术语。
利哈乔夫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鞑靼化”的意义。他与索尔仁尼琴同样推崇诺夫哥罗德，为她被莫斯科的暴君毁灭而痛惜，但索翁主要基于“旧教”立场，利哈乔夫则主要基于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类似、而与莫斯科不同的非专制政体。他曾把诺夫哥罗德的文化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认为其中富含自由的种子。利哈乔夫明确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反对那种把俄罗斯视为“欧-亚文明”、“东-西文明”的主张。显然，利哈乔夫反对专制的“西化”（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所引进的），但对于来自西边的非专制的东西（如过去的诺曼文化，今天的自由民主），他并不认为有损于“我们的”“俄罗斯真理”。
然而到了普京执政中期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利哈乔夫这时已经去世，“俄罗斯传统”需要一个新偶像。其次，普京时代的“反西化”与“民主倒退”走得更远，文化保守主义更需要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罗斯小邦时代的贵族“自由”变得不那么浪漫，而中央集权化时代的东正教更能“古为今用”。普京本人无论对彼得大帝还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这一点他与索翁不一样。但是普京毕竟还需要继承1991年国家-社会转型的遗产，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与如今几乎是其唯一成气候的真正反对派的俄共仍在对峙，不可能对1917年以后说太多的好话，而过分抬举罗曼诺夫王朝来与自称推翻了该王朝的“革命传统”继承者俄共对抗，也不是一直强调全国团结、并不想过分刺激俄共的普京所愿。
于是，既反对1917年以后、也批判罗曼诺夫王朝中央集权、同时又具有强烈“反西化”的俄罗斯国粹派色彩的索尔仁尼琴便成了他倡导弘扬民族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象征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虽与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也是个很少见的可以为各方面接受的伟人：民主派记得他当年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论解释为已经“悔改”；而索翁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尼康-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西化”，而不是反对集权。似乎索翁是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的最后两年他已经不能再多说什么，而风烛之际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时代，是一个国运比叶利钦“转型危机”年代大为好转、俄共被压得日薄西山、东正教红白教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罗斯思想”也成为时髦的状态。至于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维茨殉道者”还是更像镇压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经无力分辨。当了一辈子“永恒的反对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气、归于涅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