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见；《为什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见。]其实，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生前的遗愿，他死后被埋葬在自己事先选好的墓地——莫斯科顿河修道院，这个墓区埋葬着许多反斯大林统治的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死后也要与他们在一起，这表示了他对这个体制的决裂丝毫也没有发生动摇。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的这套鸿篇巨著命名为《红论》，本身就有“倒转红论”的含义在内。“倒转俄罗斯所走的道路”出自于俄罗斯哲学家罗扎诺夫（1856-1919）和“路标派”的看法，他们都认为“红色车轮”这条路，“最终使俄罗斯走进了政治社会的死胡同，俄罗斯走进了不应该进去的胡同”，俄国的历史走上了岔道，在那里，俄罗斯“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于是他们发出“倒转吧，回转吧，国家”这样的呼声。[ 格奥尔基耶娃：《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华夏出版社2012年，315页。]
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194-240页。]后来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是列宁背弃民主的“致命错误才导致了斯大林专制的罪恶大泛滥”。[ Медведев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М.,2002.с.167-168.]这二人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像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有些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即反西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专制，对两者的反感是同等的，他说，“不对，索尔仁尼琴主要的激愤恰恰是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资本主义他只是不满，“共产主义才是他主要的敌人”。[ Медведев Р.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с.248.]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认为从它诞生之日就是违背人类文明的，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20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 所谓索尔仁尼琴“悔过”之说夸张太甚，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暴政的谴责没有任何变化，这从他的一系列近期言论可见。参见德国《明镜》周刊专访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报》2007-07-25。但是从“文化”上讲，似乎就有点“复杂”了。]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决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 Sergei Roy，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时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