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重新诠释”
索尔仁尼琴在二战以前就开始构思自己心中的“大产品”，起初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庞大，也没有以《红轮》定名，无疑历史的构思增加了写作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费了大量精力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档案、笔记，通信、证词以及口述资料，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不断扩大，写作的篇幅越来越庞大，战线越拉越长，工程浩大到任何个人都难以完成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卷的这三本书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当时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题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题目是《1916年10月》，仅从标题看没有一点小说的文学色彩，倒象是一套纪年体的历史书著。索尔仁尼琴出国以后对已经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补充，同时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翻阅了大量在苏联国内无人关注的白俄侨民资料，他在国外的拓展阅读更加坚定了索尔仁尼琴此种写作方式的决心。此后的写作与出版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 就是现在已经完成中文翻译的前八本书，中文出版时会有册数的不同。]，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与剧变后的语境不同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阅读，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到二月革命和列宁的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容，在“冷战”年代的西方这些虽并不意外，但其细节的描述和逻辑延深仍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尔仁尼琴预设的“颠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学领域里了，他的期望没有落空。
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埋头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此时他提出的“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不能虚妄地生活！”对苏联知识界有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人指责他“站着说话腰不疼”，自己在国外名利双收地享受着民主国家自由空气和巨大荣耀，有什么资格充当反对派运动的“教主”，对国内的倍受压抑环境下的艰难抗争“指手画脚”。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索尔仁尼琴《红轮》出版而对苏俄历史的全新“解释体系”的冲击波，对苏联国内由官方意识形态定调“正统史学”造成的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同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罗·伊·麦德维杰夫对索尔仁尼琴的很多观点并不认同，即便如此，他也承认，索尔仁尼琴的书给这个体制“致命的一击”，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无人能比”。[ Медведев Р.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М., 2002.с.166.]80年定后期加之戈尔巴乔夫后期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已成金科玉律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的成份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说（当时苏联国内接触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从档案中批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于是苏联国内的民间“历史热”大行其道，填补“空白点”和“写真实的历史”浪潮很快就发展成了推动苏联剧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面对由索尔仁尼琴发起的这种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苏联民间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大项目多达150个。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万人被平反，苏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而过去这些人毫无疑问地都被塑造成“面目狰狞”的反面形象，人们质问道：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被欺骗当中？作为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尔仁尼琴，也因此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越大国的极权制度”。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一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зел.1, Август четымадцатого. Paris: YMCA Press, 1971. 1983年YMCA出版社又将该卷收入索尔仁尼琴全集第11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 Том11. Paris:YMCA Press, 1983）英文首版： Aleksandr Solzhenitsyn, Red Wheel. : August 1914.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9.)
第二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зел.2, Октябр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М: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3。此前YMCA已于1984年先把该卷分为两册收入上述全集，是为13、14卷。]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15、16两卷问世，[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 Том15-16. Paris:YMCA Press, 1986.]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10卷30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3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3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