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历史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 1970年在民间被称为“索尔仁尼琴年”，可见社会影响之大。]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10卷（30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
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于《红轮》的写作风格
《红论》这部被索尔仁尼琴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寻找俄国历史灾难中某种最高的宇宙意义”[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137页。]愿望的作品，写下在苏联国内到“迄今为止，没有允许任何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的历史”。而国内一些阅读过《红轮》的读者对该书的评价并不高，知识界一些曾经对该书给予很大希望的人，都觉得有必要劳神费力化毕生之力搞这样一部没有人能耐心读完的“大作品”。的确，把《红轮》称为“多声部”的“历史小说”，着实有点勉强，它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个人视野下俄国历史画卷。若把它归类以小说，诚如读者所感觉到的，书中没有贯穿到底的主角，没有完整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且与好莱坞的以扣人心扉的离奇故事来吸引人的“故事主义”相反，出场的人物没有开始与结局，甚至由于涉及的历史线索头绪过于繁杂，也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章节的。如果把它作为小说来读，一定会一头雾水地大失所望，作为小说的虚构人物，更像是为连接大事件所设计的“串场过渡”或以虚拟身份的“场景再现”。中国读者习惯以读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那样的作品来读《红轮》就很容易陷于误区，因为中国的多卷本的历史长篇、洋洋洒洒上千万字的大部头也不是没有，但虚构的中心的人物和故事脉络都十分清晰，不存在着读了后面忘了前面、相互联系不起来的现象，也少有这样一个场景下的人物与另一种背景下的人物不相关写作手法。而索尔仁尼琴的本意就不是为了讲故事的，更不是为了猎奇的读者寻求刺激而著书立说的。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著述从“审美的纯文学”角度，历来就是非议颇多，[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ⅩⅨ-ⅩⅩвека.Т.2.М.,1998.с.235-240.]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把他的作品定位于“长篇小说”。
那么是否可以把《红轮》归类于历史书籍呢？虽然据索翁自己所说，书中“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的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及其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与严格的事实为根据”[ 索尔仁尼琴：《红论》第1卷，上册，何茂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页。]。但是作者企图复原的真实的时空关系和历史讲述，也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套历史研究的大部头专著，若从历史学的方法论上看，《红轮》对整个俄国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同解说没有辨析，不涉及任何不同的观点，也没有引文注释、没有档案来源、参考文献，没有考证、分析、论证、总结之类的常规研究套路，完全像是索尔仁尼琴对俄国历史的“个人叙事”。令很多读者纳闷的是，到底应该如何读这部作品呢？把它作为历史来读还是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小说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小说化”？
把“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托尔斯泰语）
提到索翁的写作手法，还要从俄罗斯文学范式的发展历程说起。其实从普希金写《上尉的女儿》、《彼得大帝的黑奴》等作品开始，俄国文学创作就开启了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写作模式，它从此摆脱了欧洲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的分类形式，而独创出一种无一定之规的“作品形式”，或者被有些人称为“古怪的历史长篇小说”和“令人精神倍受折磨的全景式探索”。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模式来自于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原来是要以《一八零五年》为题讲述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后来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的兴趣向1812年俄法战争发生转移，他感觉到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异常丰富的历史素材已经无法用一部传统的历史小说加以容纳。托尔斯泰为此感到非常困惑，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局限于人物故事，历史的宏大视角就受到局限，而把人物情节稀释在历史画卷当中又冲谈了故事叙事的紧凑性，而他自己很多总结性的哲理深化，恰恰是游离在叙事之外的。托尔斯泰说：“我很想把自己关于那个时代所知道和所感受的一切都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却又明知道那不可能，有时候我觉得长篇小说的那种简单的、庸俗的、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手法跟宏伟而多方面的内容极不相衬，我经常感叹绝望于实在无法把我想说的而必须说的东西叙述出来”。[ Тольский Л. Н. По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39.Т.13.с53..]因为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初期常常纠结于为作品形式的定位，他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将是个“四不像”，它与任何形式文学创作都不符合，既不是长篇，也不是长诗，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纪实作品，最后经过很多烦恼痛苦，他决定抛开一切顾虑，不去劳心费神地想写出来的作品往哪里归类，只要把那些认为自己“必须说出来的话”写下来就行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文学放在更宽阔的舞台上呢？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历史史诗性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