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解之问”还有很多很多，如果照此罗列下去，恐怕几张纸都写不下。如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学生都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俄罗斯是矛盾的、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似乎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无解的“斯芬克思之谜”，而不去解其中之“味”。
对我来说，常常这个“为什么”不搞清楚自己心里的“坎”就过不去。说实话，在很大程度上，我做学问的动力首先是为了自己“解惑”，在一个问题没有弄明白之前，我充满了干劲，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翻资料查原文，坐在一大堆书籍里满头满脸都是灰的寻求答案，但是往往一个问题套着另一个问题，问题越追越多，自己一下陷进去出不来了，到最后初始的问题是什么已经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写成文章发表的东西并不多，而是留下一堆凌乱的手稿和在电脑里大量资料卡片、乱发的议论感想和起头写了半截的文章。我曾经自嘲说，按照现在的评估体系，等这些疑惑想通了再动手写文章，别说评职称了，每年的考评都过不了关，我恐怕早就下岗了，连饭都没得吃得。
破解俄国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思之谜”，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这些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积累工作。其实现在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仍是一个思想过程的“半成品”，不是我最后想要的东西。这倒不是指文字上或结构上的不完整，而是指我的思考仍在继续，问题的“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大，总感觉在结论不够完善，资料不够丰富，有些结论似乎显得有些仓促和不定形。但是近来一些好朋友的相继离世，使我患上了一种“时间恐惧症”，加之眼睛老花在电脑上操作的时间缩短了，我真怕有一天眼睛出问题了，电脑里留下一堆只能自己看懂的感想、摘录和卡片，会给秦晖造成很大的麻烦。我们两个曾经有过一个相互约定，谁走在前面，走在后面的那个人有义务为逝者完成大量的半成品和文稿整理。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先走的人是幸福的，谁后走谁悲惨，试想一下守着电脑里数不清的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东西，整理的难度该有多大。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秦晖催促我赶快把成形的东西整理出来。他说，只为自己一个人做学问未免太自私了点，你与其坐在隔壁房间里一惊一乍地大喊大叫“原来如此！”或者给我一个人讲你的研究心得，不如把阶段性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也能一同分享。一来是对一个时期有个交待，即便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发现新史料，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修改蓝本；二来，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这个阶段的认识水平，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定要彻底想通了才能动笔，因为思想认识的过程是无穷尽的，总不能所有的问题都要等到快咽气的东西才叫成熟。
所以我决心近期内把电脑里的东西整理出来，《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是第一本，第二本是谈苏联一党制的，暂定名叫《历史的化装舞会——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变迁》，第三本《从人民之子到人民之父》是讲民粹派的。我已经想好了，再不铺新的摊子了，要是能把这几本书都完成了，我就退休写“闲书”，讲好玩的故事。秦晖一直认为，我写的文章没有我讲的故事生动有趣，那我就写些有意思的文章，但愿能够如愿。其实我也知道这已经设想好的每一步，真正落实起来都要比预想的计划要困难和漫长得多，而且解惑过程是会不断延续下去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疑惑又出现了。
三、
我在这本书里把我对“几大怪”解惑过程告诉大家。有些问题与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无疑有助于了解知识分子的种种特点的来历和背后的“所以然”。由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弊病，有太多范式陷阱，尤其是斯大林的依次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建立以后，阶级斗争模式下的社会进化模式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矛盾，这种规律化的归纳方式，把所有国家民族一律都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即便不符合的也要削足适履硬往上套。这种写史方式既让人们无法知道俄国的特点是什么，更无法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一直主张把整个俄国史拉通了去思考，因为我感觉历史研究不管是断代史还是专门史如果割裂开来，缺乏历史的整体感，就像是盲人摸象只摸到了一个局部就妄称是大象的全部，在整体上很容易陷入“此矛刺此盾”的矛盾之中。所以我在这部偏重思想史的著作中，又有大段制度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内容，然后再用我个人的理解方式做出逻辑推理。
关于第一怪，农奴的身份很难猜。按理说，农奴制是世界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各国之间有一些差别，但共性都是劳动者身份沦落后的一种被迫依附关系。记得1980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当时还是我小师兄的秦晖就曾经问我，为什么俄国的农奴又交租来又交税，因为西欧的农奴和中国的部曲、私属、佃客这类身份的人是只交租不交税，由于他们人身依附于农奴主，直接统治者是领主，原则上不与国家发生关系。我当时以常见的教科书语言回答他，“那是因为俄国的农奴受到国家和农奴主的双重剥削”，应该说这样的回答并不算错，其实我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欧和中国的农奴却能够免除了国家盘剥这一层，但是却一时说不清楚俄国农奴的双重身份的来历。其实像西欧那种农奴俄国也有，波雅尔土地上的奴仆就不缴税，但俄国更多的是另一种身份介于国家纳税人和私人农奴之间的“地主农民”。
我1978年作俄国史研究生的时候，读过1861年2月19日废除农奴制《宣言》，该宣言奇怪之处在于特别强调解放农奴是贵族的历史功绩，是他们自愿放弃已经拥有了几百年的权利，只有在他们慷慨的举动下农奴才能成为“自主农民”。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这些话的，反正我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农奴解放从实际上并没有损害到农奴主的利益，但毕竟沙皇政权又不是共产党搞土改，既然农奴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贵族为什么会自动放弃呢？传统的说法是农奴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奴不断起义。农奴制阻碍生产力此话的确不假，但谁都知道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以后，俄国19世纪再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而且俄国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哥萨克起义，与农业省份的农奴并不相干，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就无法解释这第二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搞俄国史的人都知道，俄国农民中奉行“皇权主义”，一直到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前，沙皇总是扮演“人民之父”的形象，俄国农民对高高在上的权威充满虔敬和浪漫的信任，关于这一点也体现在农民反抗的形式上，中俄传统时代都有大型的“农民战争”而西方无法与之相比，在西欧，农民与领主发生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就会要求国王出面调解，英、法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的“武装请愿”或宗教战争。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大多是超社区的反官府运动，在农民心目中朝廷与地方官吏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反则已，一反就要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就像《水浒》中李逵说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发动，而非农奴造反，而且多表现为拥护“好沙皇”而反对贵族，乃至以假沙皇反对真沙皇，在农民看来，贵族和官吏是人民和沙皇之间的障碍，但从不否认当时王朝的合法性。时至今日，“沙皇”仍是一充满敬意和褒奖的称谓。这里面就必须要解释，国家既然盘剥农奴，但农奴却对沙皇信任的原因。
至于这第三怪，“地主、军人分不开”；也与前两个问题有关联，在俄国服役军人（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军功贵族（дворяня）、农奴主（крепостник）、地主（помещик）其实就是一类人，也可以说是同一种人不同时期的称谓，他们是由军人到贵族，从贵族到农奴主再到地主这样一个递进关系。谁都知道，有了农奴主就需要有农奴（即地主农民），但是俄国的农奴是因为打仗需要军人，而军人需要农奴，于是国家便立法把自由村社上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作为给军人的酬劳，并说好了，是以军人服役为条件借给军人的，只是农奴临时的主人。于是俄国的农奴就成为双重身份者，他们的经济和人身从属关系是“一肩挑二主”，一方面国家纳税人的身份并不改变，名义上他们仍是国家的人，另外他们作为国家付给军人的酬金以自己劳动替军人种地。说白了，就是国家暂时叫军人“代管”纳税人，并把它们的部分劳动支付给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