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就央求秦晖给我这本书写个序，指望他能够有个提炼概括，能从理论上有个整体把握，因为是他催促我把这些已经搁置了有些时日的文字拿出来的，而且他对我的思想形成过程比较了解，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读完全书。谁料这仁兄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自己的事情都接应不暇，对我的请求不说应也不说不应，就是哼哈应付着不见行动。罢了，让他这么耽搁下去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了。求人不如求自己，还是我自己向读者作一番交待吧，讲一讲我从事俄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心路历程”。
很多读者可能第一个疑问是，既然现在国内已有不少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专著，你再写一本有什么独到之处？如果只是大同小异的同义重复，又有何必要呢？的确，像我现在这种既没有需要充数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其他方面考虑的人，写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心探寻的驱使，既不需要谄媚权势，也不需要制造“史学泡沫”和“学术垃圾”，出手的东西肯定有自己的一番考虑。我一直尝试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我并不力求建立什么“范式”，只是希望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
一、
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感觉由来已久，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的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作品。但是毕竟因为理解有限，那时候喜欢苏俄文学主要喜欢的有曲折故事情节的作品，基本上锁定在反特、侦探、战争、爱情文学之类的著作，以能在同龄孩子中讲故事的“臭显摆”作为动力。那时候看书遇到时代背景、遇到深层思索的东西都跳过不看，也记不住那些绕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尤其不喜欢所谓“黄金时代”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比如我嫌托尔斯泰的作品太拖沓，故事情节不紧凑，社会背景的交待、一个舞会、一次谈话都能花费那么多笔墨，为了尽快知道《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德烈之间故事的发展，就只挑有故事情节的段落阅读，把我认为无关紧要的篇幅都略过去，所以我特别理解当时俄国有些读者曾向托翁写信要求删除“文学之外”的哲学议论和繁琐的背景介绍，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特别有同感，假如我是和托翁是同时代的人，我也会写类似的信、提同样的要求。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涩、太阴暗、太极致、太疯癫怪诞，感觉文字背后还有读不透的东西，老有在“地下室”的迷宫里穿行的感觉，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以我当时的年龄实在感到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头都可以缩编成小册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干过把某些小说的结尾撕掉，自己用作业本重写一个我认为满意的结局而用浆糊贴上去的狗尾续貂的傻事。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这时阅读的偏好发生了进一步的转移，已经不喜欢苏联文学了，只对“黄金时代”的作品感兴趣，对那个我曾经认为晦暗的沙俄时期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非常想了解我们这个最大的邻居19世纪的社会状况。
有一个阶段我突然对陀斯妥也夫斯基很着迷，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阅读。记得70年代有一次拿到陀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上晚自习时开始阅读，宿舍11点熄灯以后，就打着电筒顶着被子继续读，电筒的电池耗光以后，又燃起蜡烛，整个一个感动得稀里哗啦，泪水止不住地流，为了不使抽泣声影响到其他人，我用毛巾堵着嘴，到了清晨我两个眼睛肿得成了一条缝，怀抱着书久久不愿撒手还给别人，似乎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开始有所顿悟了。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后就和同学约定比赛，看谁更能吃苦，看谁更有毅力，看谁更能抗得住心理打击，看谁更能在逆境中成长。再往后又对国内内部出版社刊印的“黄皮书”趋之若鹜，70年代出版的《叶尔绍夫兄弟》、《热血、》《你到底要什么？》、《普隆恰托夫经理》、《州委书记》成为我们俄语班几个女生热议的话题。可以说，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的相伴，我的人生该是孤寂和无趣，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作品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因素。
二、
所有这些看似无心杂乱的积累后来都成为我1978年考苏联史研究生的知识背景。1978年重新再回兰州大学读书，学校的氛围与70年代中期大不相同，能够在课堂上与导师和师兄们对我心仪已久的俄罗斯问题一探究竟，是我那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也许是我这个“弃农经商”者（师兄们对我从外语转到历史的昵称）基础比较薄弱，对别人见怪不怪的问题也总要问“为什么？”也许是苏俄史的教科书过于程式化、千篇一律，很难解惑，在学校里我一直是“问题学生”，总是“纠结”在一大堆的问题中得不到答案，可以说很多问题跟了我一辈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袋里。因为工作关系，我的研究曾先后“分叉”到东欧现状、苏共历史问题当中，记得1982年初我刚到陕西师大苏联历史研究室的时候，我就对杨存堂老师说，“你们大家做‘桌面’搞苏联史研究，我当‘桌子腿’继续我的俄国中古和近代史研究”，这个愿望没有获得支持，我只好“转战”到现代史领域。现在想来，想“当桌子腿”这话一晃30年过去了，总算可以还一还历史“旧账”了。
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于是我自己总结了俄国史中的几大怪：
第一怪，农奴的身份很难猜；
第二怪，地主、军人分不开；
第三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
第四怪，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
第五怪，少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
第六怪，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
第七怪，总是有人喜欢向后看；
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
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
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
至于在这些“大怪”之下的“小怪”就更加多的不计其数。
比如在俄国1762年有“贵族解放法令”，我一直纳闷，西欧没有给贵族“自由”这么一说，中国也不会有地主解放法令，难道说贵族也是“被奴役”的，那还叫什么贵族？再比如，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第一人的高尔基，每一个阶段的“变脸”都叫人瞠目结舌，至于这背后的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深究。记得80年代初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四人毕业后参加孙成木、刘祖熙老师主编的我国文革后第一套《俄国通史》，其跨度从原始社会晚期到近代，结果每个人都在讲，公社制度处在瓦解阶段，结果瓦解了一千多年，到十月革命后还有95%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公社中，岂不怪哉。另外，我很早就注意到，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就自恃“道德海拔”比贵族知识分子高，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沙皇时期就有“阶级出身”这么一说？俄国历来是自由主义注重政治体制的变革，强调“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的重要性，而民主主义则高举分配公正的大旗，把政治改革叫做“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至于是怎样形成这种价值差异的，我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有，列宁除在与自由主义“文字联盟”的时候，狠批猛打过民粹主义以外，以后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越来越倾向于民主主义，反复强调“要划清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限”，“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以至于经常出现“两个列宁”的“此列宁”与“彼列宁”的“打架”的状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