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将英雄主义同阶级、性别结合起来，泰坦尼克号神话强调的就不仅仅是“男子汉气概”，还有“绅士风度”。实际上，之后描述的所有例子及上文所描写的人类美好品德都是经出门旅行坐头等舱的乘客所展现的。同时二、三等舱的乘客除了充当头等舱客人高贵品德的接受者——让他们在一旁看着其妇女儿童上救生艇之外，就再未提及。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上层社会的绅士只有牺牲自己才能让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儿童存活下来。又一次，这一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头等舱存活下来的乘客比二、三等舱的乘客要多得多。又一次，事实与人们预想的泰坦尼克号神话背道而驰。
既然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会有一天死亡，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无疑淡化了社会差别。“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困的甲板水手——所有上了这艘轮船的人都注定交织在一起、因勇气而变得平等——不在灾难面前屈服、掉泪，”《每日记事报》这样断言说。然而，类似这样的报道都有固有的前提假设：只有上层社会的人做出了牺牲，因为他们“放弃”了在这艘轮船上该有的位置。“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每日镜报》报道说，同时还指出轮船上最富有的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就像是个统舱乘客一样死去了。但正当人们为其唱着挽歌，称赞他自我牺牲的壮举时，那些“贫穷的统舱乘客”却无人关注。
最后，泰坦尼克号神话具有种族特色。如果说所有的英雄都是上层社会的，那么他们也应该是出身于美国、英国的上层社会白种人——按现在的说法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每日镜报》宣称：“妇女儿童优先”不只是“海上法则”而且是“白种人法则”。同时，《每日快报》也表示：“船上的大多数人将杰出的英雄主义展现地淋漓尽致，他们平静、坚忍地走向死亡，这正与撒克逊人的传统完全符合。”《每日邮报》主张说，泰坦尼克号证明了“再大的灾难在白种人面前都是绝对无所畏惧的”。那么，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国人就应该是胆小鬼：如果秩序上出现过任何错误，这时他们就解释说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和船员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毫不例外，那些偷偷上救生艇的人或是男扮女装趁船员不注意跳进救生艇的人就是“意大利人”或者是种族等级制度。由于英国媒体不愿意挑战已建立的等级制度，所以对灾难的报道惊人地一致。两个知识分子——约瑟夫·康拉德和乔治·伯纳德·肖提出了仅有的真正异议。1912年5月，康拉德在《英国评论》上发表一篇题为《泰坦尼克号失事反思》的文章。文章反驳说，泰坦尼克号的拥有者、建造者对轮船商业化的渴望超过了其建造能力范围，而且泰坦尼克号庞大的船身并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弱点，就好像在小船里钢板并不是尺寸越大越有用的，对于让配备不足救生艇的泰坦尼克号出海的安全条例进行了言辞犀利的反讽。然而，康拉德并没有责备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和船员，或许是因为他对往日海上生活的一种留恋。轮船航行和加速都会有危险，他承认说，但是航海业本身就是具有风险的行业，甚至最好的水手有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无奈。
相反，肖对泰坦尼克号的船员就没这么仁慈了。5月14日，他的文章《无人提及的教训》在《每日新闻》和《领导报》上发表。文章中，他指责媒体和公众不敢直面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基于“正义、浪漫的死亡”而错误地对英雄主义进行推崇。文章语调不乏讽刺之意，他质疑人们是否真正地遵守过“妇女儿童优先法则”。他指出，有一艘救生艇上有10个男性而女性只有2人。史密斯船长到底有没有在碰撞后发扬高贵的品德并不是关键，真正重要的事是他在接到多次警告后，仍让轮船全速前进以至于与冰山相撞。“从来不把尼尔森作为写作题材的作家们从未听说过史密斯船长，却在当时都转向写他，”他嗤之以鼻道。而且当时乐队正是秉着英雄主义精神一直演奏到最后，这使许多乘客打消了上救生艇的念头，而等他们缓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音乐让他们错误地认为已经安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