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8日，法国投降不到6个月，法国国会下院在维希集会，聆听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解释他们国家战败的原因。“法国大革命颓废的继承者与大德意志革命的第一批部队发生了冲突，”希特勒非官方的哲学家宣称，“在这场冲突中，1789年的时代现在到了穷途末路。在一次成功的胜利当中，它被打垮了，虽然已经腐败不堪，但它仍然趾高气扬地想在20世纪继续对欧洲的命运指手画脚。”许多不再抱幻想的立法者同意罗森堡的历史性评估意见。他们认为法国的崩溃不仅证明了第三共和国（1870年拿破仑三世下台后组建的政府）的无能，还预示着民主本身即将死亡。民族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浪潮吗？在整个欧洲大陆，战败国的公民在面对失败的时候都默默地问自己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面临同样艰难的选择：与德国合作还是抵抗。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抵抗的后果是看不见的，遥远的，危险是具体的，随时随地都存在。任何不服从德国的人被捕后都会被立即关进监狱，或者处死。另一方面，与德国合作不仅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还可能得到特许，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其他方面的考虑也使人们不愿意采取勇敢反抗侵略者的立场。
德国人不像在波兰那样野蛮粗暴地对待公民，在西欧的占领部队举止最好，和平条款相对温和。希特勒坚持说他只希望保护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他与法国的休战虽然有些强硬，但并不是不光彩的。
再者，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人胜利了。虽然他们不相信并反对德国，但他们当中许多人把怨气都撒向了本国已经流亡的王室和政府。当他们以前的领导人呼吁他们进一步抵抗，但继续冲突只能加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被抛弃的感觉更强了。谁也不想让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演。
并不奇怪的是，大多数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卢森堡人准备与德国人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但是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不论是出于恐惧、利己、希望维持社会秩序，或者面对德国的强大无能为力等原因，信奉民族社会主义也好，或者只是为了顺从也罢，他们想得到点好处的希望从来也没有实现。希特勒无意给任何人好处，也不想给任何人权力，即使是挪威的维德康·吉斯林或荷兰的安东·米塞特等傀儡政治家也一样。虽然要依靠纳粹同情者帮助管理他的新帝国，但希特勒对每一种合作都持怀疑和嘲讽的态度。“如果他们违背他们人民的利益，他们就是可耻的。”希特勒有一次说，“如果他们想帮助他们的人民，他们就是危险的。”在希特勒看来，被占领的人民只有帮助他的战争机器，支持他的种族政策的时候才有价值。
战争后期，合作一词成了叛变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被占领土上从战争当中活过来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妥协过。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出版过主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他在德国占领期间最终加入了法国地下组织。他这样描写过当时的两难境况：“不与我们的敌人同流合污，我们就寸步难行，没有饭吃，甚至没法呼吸。我们的血管里连一滴血都没有，但是他们有。整个国家既抵抗又合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可疑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对不对。一种微妙的毒药连我们最好的行为都腐蚀了。”
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里，国家和地方的官僚机构选择坚守本职，继续履行日常职能，而不是走出去抗议德国的侵略行径。官僚文人们分析说，罢工只会开门揖盗，让德国人干预日常生活，增加整个社会的困难，不论德国人是否存在，社会都仍然需要公共设施、消防部门、交通设施、医院和其他公共服务。
在挪威、丹麦、卢森堡和法国都多少自动地出现了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延续。但是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命令他们的文职官员与德国人合作，只要占领者不逼他们违背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早在1937年，两国就草拟好了在面对敌人入侵时公共官员的责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