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尼克松共事，基辛格总是摆出俯首帖耳的态度，有时甚至有点过头。尼克松的友人回忆说：“当我和亨利谈话时，如果总统来电，他的声音会颤抖，然后整个语调就为之一变。”基辛格比其他人更了解总统的缺乏安全感，以及他对安抚的无尽需求。他向尼克松保证，他是个强悍的总统。基辛格入阁头一年，在尼克松接见苏联大使之后，他对尼克松说“真是了不起，没有哪个总统曾这么坦率地同他们谈过”；基辛格强调尼克松很成功。举例而言，1971年，总统针对越南问题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广播电台于晚间9点播放他的演讲，9点35分基辛格就打了第一通电话。“这是您就职以来发表过的最铿锵有力的演讲。”基辛格在10点21分打第二通电话，然后10点35分、11点13分又分别打了两通。翌日，继续打了更多通。这并不是特例；尼克松还发表了许多其他演讲，那些演讲也都会换得过分谄媚的溢美之词。基辛格晓得尼克松想听到的话：他是睿智的人，具有政治家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民众都了解他的这些特质。1982年，基辛格在洛杉矶遇上厄立克曼，时值有关尼克松录音带的法律争讼正在进行中。“这些录音带迟早会大白于世，而你我会像个十足的傻瓜。”厄立克曼心想，会像个傻瓜的人是你基辛格，不是我。
不在尼克松身边，基辛格就没那么礼貌了。当尼克松表现得语无伦次，基辛格会称他为“这个疯子”或“我们醉醺醺的朋友”。在乔治城的晚宴上，基辛格会在席间穿插有关尼克松怪癖的笑话，同时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正尽全力驾驭这个政府如脱缰野马似的政策。霍德曼日后写道，他在白宫是个鹰派，可是到了晚上又会变成另一个样。“与自由派友人觥筹交错时，好战的基辛格突然化身成了和平鸽。”尼克松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我都知道。基辛格喜欢被人喜欢。这点我很清楚。”多年之后，即便基辛格发表对尼克松的苛刻评论，尼克松也只是淡淡地对历史学家乔安·霍夫（Joan Hoff）说，“我会公平对待基辛格，尽管他对我并不总是同样公平”。
虽然这两人时有摩擦，不过他们却组成了美国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外交团队之一。有学界人士称呼他们的任期是“尼辛格外交”（Nixinger diplomacy）。他们不仅有相同的国际观，同时深信他们必须牢牢掌控所有的重要政策和主导权。他们都有阴谋与秘密行事的倾向，都有不信任他人的困扰，即使对下属也不例外。他们都耗费时间精力防止消息走漏。基辛格的幕僚、日后担任老布什总统国务卿的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说，“他们建立了一套管理外交政策的阴谋处理方式”。
不过对某些议题而言，譬如和中国关系的突破，这是很有效率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可以跳过牵绊无数领导人的官僚丛林，突破官僚体系墨守成规和过分谨慎的拘束。他们向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隐瞒其所作所为的工作方式，并不是总能奏效。此外，当他们一意孤行或漠视不感兴趣的议题，如经济议题时，通常也不会顺利。
基辛格，这位日后被尼克松推崇为“很好的近身肉搏者”之人，善于利用他职务的优势来巩固权力。他利用尼克松为外交事务新设立的机制，帮自己垄断接近总统的最终渠道。最令国务院困扰的是，基辛格也开始直接与驻华盛顿和海外的外国代表接触。在尼克松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通过基辛格办事后，他们就定期在基辛格的办公室单独碰面。多勃雷宁进出白宫都是经由勤务通道。久而久之，基辛格办公室就设起一条直通苏联大使馆的热线。在“雾谷”（Foggy Bottom，即美国国务院所在地），人们只约略知道基辛格与多勃雷宁正在讨论事情，甚至连他们何时会面都不太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