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产生的。海德格尔的语言标志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上台这段时间德国环境所产生的现象的特征。《存在与时间》的外观往往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这又是一部典型的晦涩的德国哲学著作。它有点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上来就宣告了它的目的，指明了它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按层次提出将要讨论的各种不同问题，然后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约瑟夫·科克尔曼斯：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陈小文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页。与海德格尔后来的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更加传统。但它与《纯粹理性批判》不同，它不是一部理论哲学的著作，而是一部实践哲学的著作，是关于人最根本的存在经验及其现代命运的著作。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艰深内容没有吓退对它感兴趣的人。相反，却引起人们解读它的无尽热情。毫无疑问，《存在与时间》是一部伟大的哲学经典，是西方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典型的哲学著作。它向人们表明，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恰恰也是最深刻的时代问题。
的确，从外在形式上看，《存在与时间》似乎是一部“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著作，它完全不像《西方的没落》、《历史与阶级意识》或《启蒙辩证法》那样，直指时代的危机，展开分析和批判。它似乎是绝对的“形而上”，反反复复就是围绕着存在问题在做文章。它那种德国式的思辨以及完全无视传统规范的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不知使多少人先是望而生畏，然后是绝望地放弃。尽管如此，《存在与时间》还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不仅一出版就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且直到今天，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追随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心悦诚服地承认它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最具开创性的哲学著作之一，与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并列而无愧。《存在与时间》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著作中被人读得最多、讨论得最多、评论得最多和争论得最多的著作之一，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的范围，深入到了神学、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与时间》不仅是西方哲学的经典，而且是一般人类思想的经典。
《存在与时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影响，首先与它处理的问题的深度、广度和现实性有关。这部以典型的德国哲人的晦涩语言表达的艰深著作之所以甫一出版就打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弦，是因为它深刻揭示了人们正在经历的西方文化的危机及其深层次的问题，从哲学上解剖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病理，使人们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伽达默尔说，这部著作“一举向广大公众传达了哲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而有的新精神”。（Hans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Bd．3，Tübingen：J．C．B．Mohr，1987， S.250．）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性批判的著作——如《西方的没落》等——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只是描述和预言，而前者却是颠覆性的分析，通过内在解构来揭示西方文明的根本问题。用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冯·赫尔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的话说，海德格尔是“以哲学史上深刻重大的事件方可媲美的方式，从根本上研究、动摇和更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提问方式”。（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Subjekt und Dasein： Interpretationen zu ”Sein und Zeit“，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5，S.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