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有人会怀疑《存在与时间》的经典地位。与哲学史上许多经典不同的是，它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除了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切合那个时代，也反映了我们时代人的思想感情。《存在与时间》无疑是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一点即使海德格尔的敌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它也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 Schndelbach）在《德国哲学 1831—1933》中说，《逻辑哲学论》（1921）、《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存在与时间》（1927）是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三部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Herbert Schndelbach，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18311933，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3，S.13．）
这三部著作都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不是偶然的。从尼采开始，西方思想的大革命已经发轫，只是当时西方社会还处于歌舞升平的乐观主义情绪中，没有多少人像尼采和布克哈特那样，对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根本问题有所体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暴力的方式将这些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思想与文化精英，尤其是德国人，开始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全面的深刻反思。所谓“1914年人”在德国文化史上有所谓“1914年人”之说，指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大影响的那代人，（海德格尔即属于那代人。参见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表明整整一代人，或者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时代开始了。从1918年到1927年，德国出版了六部内容、风格迥异，但却共同反映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和人心的书。首先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精神》（1918）；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也出版于1918年；然后是巴特（Karl Barth）的《〈罗马书〉释义》（1919）;罗森茨维克（Franz Rosenzweig）的《救赎之星》发表于1921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两卷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7年。这几部书都是大部头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人们试图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总体的概括和回答。这些著作都有预言和乌托邦的性质，这种预言既有希望也表现为绝望。它们都是对一个失落的理想的预言、回顾和纪念。这些书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很激进的，甚至是怪异的，就像表现主义的艺术和文学一样。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曾问过： 在1914—1918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后，怎么还能用陈旧的、磨损了的、虚假的词语？这些著作独特的表达方式恰好证明了这一点。（Cf. George Steiner, Heidegger, again, in Saimagund (SpringSummer 1989）, pp. 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