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犯了严重的军事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条，第一是开始时犯了进攻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接着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后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作战指挥上搞纸上谈兵，脱离实际。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在总部草拟的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周恩来后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闻天也作了长篇发言。据杨尚昆回忆：“他做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9日）
张闻天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
王稼祥的发言更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后来，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提及王稼祥仍然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朱德，这位一向温和慈祥的长者也谴责李德和博古：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聂荣臻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李德的瞎指挥。他回忆说：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
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其他人都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出来掌舵，领导红军。
周恩来也再次发言，他同意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实行消极的批评。他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因此，他极力推举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
周恩来的提议立即得到几乎全体与会者的同意。
然而博古和凯丰则站出来反对，凯丰甚至猖狂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懂军事！你顶多看了一些《孙子兵法》、《水浒》、《三国演义》！”会后，凯丰还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这样交出去！”但博古还是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
李德是列席会议的，他拒绝大家对他们批评，认为他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的。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十分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