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谈话,对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又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而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但为了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他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的。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毛出山直接领导打仗是首要任务。再则,张也很民主,不专权,对博古交权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红军4月中旬过北盘江前,中央曾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没有同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他“负总责”,但实际没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不会有此想法。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对军事指挥问题常常争吵。从广昌战役始,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让周回到瑞金说是“管总”实为“打杂”去了。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不揽权,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他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找来朱德,三人一起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凸显了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归纳起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