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张王橘谈”。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曾在橘林里休息。2010年9月27日,我在遵义习水参加“中国红军节暨首届四渡赤水论坛”后,专程到黄平考察橘林地点。黄平是苗族聚居的县。县史志办的潘主任就是苗族,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到达黄平老县城旧州。这里自唐代以来就为县治,到清康熙年间才将县衙移至目前所在的兴隆镇。此后,这里即名旧州,距今县城25公里。县城早已没有。据潘主任介绍,当年红军是从攻打东门进城的。橘林在东门内,这里是大块高地,橘林为大户庄园家的,目前还在种橘,估计这片橘林有两三亩地的面积。当年攻城后,张闻天和王稼祥就在此休息,等候安排住宿处所。我们也去看了他们的住所天后宫,当年毛泽东同他们住在一起。目前住房很破烂,亟待抢修。周恩来、朱德住在另一条街的文昌宫,这里是中央红军指挥部。目前修复一新的是天主教堂。在中央红军来此的一个多月前,红二、六军团长征在此住过。外国传教士勃沙特（旧译薄复礼）给红军的那张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省地图的复制件还放在教堂的玻璃桌板下。坐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张对王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