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感觉与思维的进化是并行的，这是造物主的杰作。如果我们的祖先无法辨别自然环境中潜在的威胁，那么忧虑的情绪对他们而言也毫无价值。据此看来，泛焦虑症的存在不得不说是造物主开的一个残忍的玩笑。这种疾病的患者主要表现为不断受到焦虑的困扰，但却找不到引发这种情绪的刺激因素。同样地，如果先人们能够判断自然界中的某种物体是香蕉还是蛇，但却无法判断是吃掉它还是赶快逃走，那么即便做出判断恐怕也无济于事。有些人在遭受意外事故或中风后，虽然记忆系统完好无损，但神经系统却受到创伤，因而无法再将情感与特定的人或事物联系起来。这些人就是理性与情感脱节的活教材：他们清楚地知道某一事物是危险的，甚至可以估算出危险系数，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远离这样的危险。
情绪不仅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燃油”，也提供了制动液。
埃里克?坎德尔（EricKandel）和52他的同事们曾研究过低等生物对疼痛的反应（感觉的雏形）和对相关刺激因素（知识的雏形）的记忆是如何慢慢联系起来的。我们也可以从这项研究中获取到一些信息。坎德尔曾研究过低等生物海兔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逐渐学习把这种刺激因素和自身感觉及自我保护措施联系起来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观察海兔神经元的变化。海兔这种低等生物无疑是此次实验的最佳对象，因为它们的神经元与人类不同，有数量少、个体大的特点。这样一来，研究人员便很容易观察海兔在学习把外界的刺激因素和疼痛的感觉进行衔接时其神经元之间的互动反应。
当海兔不断地遭受来自外界的伤害，譬如来自看似完全不具有威胁性的物体（电线）的冲击时，直接受到冲击的神经元会迅速做出反应，并将这一反应传导给临近的神经元，进而引起整个有机体的畏缩反应。受冲击的次数越多，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锁反应就越迅速。长此以往的刺激过后，记录下冲击的神经元甚至开始向邻近的控制整个有机体的神经元靠拢，以便与之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来自然的构造——刺激因素引起的连锁反应——便在海兔的神经系统中留下了印记。
人类对外界刺激产生的连锁反应，譬如选民对某位候选人或信心满怀或充满厌恶的感觉，与以上实验过程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就是，人体进行连锁反应神经元不是两三个，而是成千上万。在2004年总统选举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对各党派拥护者做过一项调查。我们给被调查人员提供了他们拥护的政党的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照片，同样还提供了反对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照片，随后观察这些人的头脑反应。当看到自己拥护的政党的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照片时，被调查人员头脑中最活跃的反应集中在头脑前部额叶被称为“额极”的部分上。之前的研究调查显示，当人们看到或联想到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时，通常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换言之，被拥护政党的候选人通常会具有一定的识别度，这一点对计划实施高感染力的竞选策略的候选人意味深长。相反53地，如果被调查者看到的是反对党候选人的照片，负面情绪的连锁反应则变得更为活跃。
纵观从蜗牛、蛞蝓到低等脊椎动物的进化论，不难发现美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历程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由松散的组织状态发展成为更集中、更紧凑的关联体系。低等脊椎动物在形成之初往往是以“地方性”级别进行组织管理，只是偶尔当刺激性因素左右围攻时才会形成整个机体连锁反应（触发器的雏形）。
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脊髓的前端开始有了类似于“联邦政府”式的功能。它控制范围内的神经元不再松散杂乱。之所以有了这样的发展变化，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头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头脑长在了头颅里而不是脚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