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约翰逊总统在美国国会对全体美国民众的一番演讲不仅唤醒了人们的心灵，更鞭策着他们行动起来。如果当年约翰逊的一席话还是一味地强调理性，说得有板有眼，滴水不漏，恐怕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更聪明的头脑，但有些时候，跟着你自己的想法走往往比用那个理性的头脑精打细算要真切。当年的约翰逊和我们一样，听从了感性头脑的召唤。要知道，这一以情感为导向的造物主的恩典，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进化才有了今天的能量。
从进化论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情绪反应无处不在。当我们的家人或我们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攻击时，我们会感到恐惧和愤怒；当我们呕心沥血地培养着孩子在某方面的个性或能力并最终看到成果时，我们会感到骄傲和自豪；当受到帮助时，我们心怀感激；当看到他人的勇敢与无私时，我们衷心钦佩；当发现自己误会别人时，我们倍感愧疚。
在50这些情绪的驱动下，我们的行为最终都是以自身利益或我们关心的人的利益为导向的。因而，我们会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养育子女，惩恶扬善，修复破裂的人际关系。情绪成为我们的注意力和行为的指南针。
情绪反应也并非万无一失。对于很多有心理疾病的患者而言，适当调节情绪不失为治疗的良方（大多数患者的配偶、亲人和同事也大都希望如此）。如果同一阶层的庞大群体被愤怒、不满和憎恶包围，那么这些情感极有可能唤醒人性罪恶的一面。我们深深地知道，情绪可以轻易地挣脱理性的束缚。
对于美国当代政治家而言，感性头脑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要想理解美国政治，必须先掌握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进化中的情绪
人类头脑的进化史就好比一部连载中的侦探小说。我们知道故事大纲，但很多线索仍然扑朔迷离。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造物主在设计之初并没有描绘出一幅蓝图。因而在进化过程中，自然法则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不断筛选，自千百年前开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自然法则作用后的成果，是一个井然有序、环环相扣并且不断壮大的复杂的组织结构。在进化过程中的每一处节点——譬如最原始的脊椎动物（有脊髓动物）开始进化出神经系统，帮助它们感知周围的世界——大自然都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上添砖加瓦，而不会颠覆性地重新设计一个系统。
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头脑和脊髓）可谓记录了自身发展史的活化石。你研究得越深（也可以从书面意义上理解为从头脑皮层到51脊髓这一由上而下的研究）越会发现，几亿年前最原始的生物构造依然有迹可循，而这样的构造在与我们相近的动物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头脑中最原始的欲望，如情欲、食欲与一只羊的欲望不差毫厘时，他们大多会感到尴尬不已。
人类的头脑与我们的祖先以及许多现存的动物的头脑有诸多不同，但最原始的头脑结构却十分相近。这种头脑结构引导着人们的情感，提供着行为的动力，驱使人们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正是这样的事实让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把猿人放进了人类的族谱中（尽管人们羞于承认这一事实），也让学识渊博的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人类爱、创造与对自身和对宇宙的理解能力视为不堪一击的表面功夫——也不过是几毫米的头脑皮层使然。在他看来，人类最显著的成就和最臭名昭著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实际上是人性最真实的体现）都源自最原始的头脑结构的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