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些新闻报道出现的同时，还有消息传出乘客家属们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网上有人透露，昨天下午在家属安置区的一角看到，一位有孕的家属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实在熬不住了！”据说，自从航班失联之后，安置区里到处充斥着“发现疑似残骸”“有人拨通了乘客电话”等信息，家属们的情绪跟着跌宕起伏，饱受心理折磨。
很多媒体发布了采访乘客家属的图文，镜头中，家属们大多眼眶红肿、神色憔悴，某些网站的主页焦点图，更是直接贴出了家属情绪失控的现场图片。这一切都触发了大众的怜悯之心，引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公众与媒体从业人员之间的舆论对峙。其实，信息伦理是信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是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研究这一领域问题的，但对中国来说，这些信息伦理问题可能还是新闻界的“新闻”，因此出现这样的争议，并不令人奇怪。
《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强调的是采访必要性，他说：“揭露出来的有些事实是残酷的，有些真相是一时不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还有些引发的后续效应也是报道者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在这些角落走开，只要事关公共利益而非私域，他们就应该在那儿。”媒体人王志安也支持记者对家属的采访，但他强调，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接近目标，才是真正的职业伦理。没有不能拍摄的场景，只有不能采取的方法。“媒体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不受当事人欢迎的角色。这很正常，因为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之间的隐私保护是相互冲突的。这里面的边界是法律，不是当事人的感受。只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媒体的采访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即便有些采访和拍摄会导致当事人的某些不快。”
传媒当然会站在传媒的立场讲话，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众说纷纭之间，中国传媒界正在失去自己的准星。
在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压力下，中国民航空中安全局、外交部领事司和交通部在国内联合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可能是由于担心按照国际惯例，空难客机的搜救活动由飞机所在国主导，所以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各个部门都比较低调，外交部只来了一位领事司的副司长，交通部则是搜救值班室副主任。其中外交部领事司的副司长表示，他也有亲友在飞机上，新闻发布会期间几度哽咽。会议结束之后传出消息，中国已经全面接手马航事件的后续处理，马航在北京“只管吃饭”。
由于国内新闻报道的集中轰炸，伴随乘客家属的悲伤反应和困境，中国的大众舆论普遍对马来西亚的不满接近爆棚。而马来西亚方面的信息继续着混乱和滞后，明明已经有不少乘客家属准备前往马来西亚了，马来西亚也已在机场做好了一定的准备，但马航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还在发布着令大家不知所以的说法，“到达吉隆坡后，我们承诺一个星期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一个星期还没结果，我们会把大家再接回北京等消息。我们会跟进最新进展，如果得到消息，我们会再安排大家去飞机事发点”。
到现在为止，马来西亚高层、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军方、马来西亚媒体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外国新闻报道均不一致，再加上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搜救时间的步步挤压，信息面的混乱渐渐达到高潮，社会大众的焦虑情绪也在四处弥漫，这样的情形不但令人无所适从，而且也充满着危险。
水天一色的太平洋。
历史上的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270名水手组成的探险队从西班牙启航出发，他们要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12月13日，船队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湾稍作休整后，继续向南进发，约在1520年3月到达圣朱利安港。就在这个时候，船队内部爆发了冲突。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麦哲伦才算成功镇压了西班牙船队发动的叛乱，让船队继续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