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那种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学者，我是经济学家，因为我研究经济和产业问题，并且一研究就研究了20多年，也写过几本经济方面的书；我是信息分析专家，因为很早我就开始带研究生了，教过信息分析的课，为新华社等机构做过培训，还作为作者而不是翻译者，写过几本信息分析的专业书籍；我是公共政策问题专家，因为我更多的时间，为了项目的进行，还是要泡在各级官员堆里，整天与公共政策问题打交道，毕竟这是在中国，什么事情最后只有转变为公共政策，才能见到成效；我可能也是一个令人奇怪的城市学者，研究城市是我的乐趣也是主要方向之一，我有一大帮交往了十几年的建筑师朋友，从院士到总师都有，我见过世界上很多的城市研究权威，从彼得·霍尔到萨森，我走过70多个国家，去过三四百个城市，驾驶越野车穿越过中国几乎所有的沙漠，也进过无人区，并且活着出来了；当然战略和地缘政治问题，也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战略通常是个莫测高深的领域，装神弄鬼的时候比较多，但在我眼里，这只是一个代表着高层与宏观的概念，与未来、趋势和拐点关系比较大。也许是沾了战略研究的光，我进过几次中南海，也见过几位中央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依旧健康地活着，有些人现在还是领导集体的核心。虽然如此，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永远只是一个学者，属于那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点小忙的学者。
所以总的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也许一个智库学者的定位，就已经足够代表一切了。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讲究包装的时代，因为没人有时间详细分辨江湖中的是非，这就给各式各样的“包装行业”留下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我绝对不是那种自诩非凡的人。我曾经戒烟5年，还是那种一跺脚就戒了的主儿，但戒烟之后胖得厉害，对我来说，减肥的战斗比戒烟要艰难多了。一看不行，脂肪肝出现了，心脏也出现了点问题，再加上事务繁多，戒烟5年之后又复吸了，但体重也随之减轻了20公斤。现在每天清早来到办公室，点燃一支烟，喝上几口茶，让一天到晚紧绷的神经飘一会儿，已经属于是享受了。不过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同，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于是吸了几口就掐灭了香烟，伸手拿起了电话，决定先跟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谈一下，看看他对失联飞机了解了多少情况。
安邦的研究团队分成几个组，说是研究小组，但其实每个小组的人员比很多公司的人都多，但习惯成自然，大家也适应了这种规模很大的小组。负责趋势判断以及消息最灵通的是我们的宏观组，他们的负责人是整个研究团队的“头儿”，也是我搭档了十几年的老朋友。
我在电话中毫不寒暄，直截了当地问：“马航客机的事情，你还知道多少信息？”他回答说，现在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其中有100多位中国乘客。他也注意到网络上有关的信息开始增多，注意到这个航班失去联系的人也开始增多。我立即简明地指示，马上同马来西亚安邦取得联系，看看他们那边是否知道更多的消息。
安邦咨询是一家规模很大的中国智库机构，它的机构分布在我国的北京、香港、成都、重庆、杭州、深圳和上海，而近几年又在马来西亚开设了分支机构，还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研究伙伴网络，最终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一家不折不扣的源自中国本土的跨国智库。
当时在设立马来西亚安邦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高层非常重视，贸工部长拿督莫斯塔法博士，非但亲自单独接见了我，而且还亲自详细安排和落实了各种开办计划事项，并且指示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以及马来西亚的相关机构一定要密切配合，确保安邦咨询能够顺利走完开办程序。后来安邦咨询在马来西亚设立分支机构的计划一帆风顺，与拿督莫斯塔法博士的全力支持有很大的关系，而安邦咨询也因此与马来西亚国内的官方统计部门以及各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而良好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