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被选入了鼓号队当指挥。
进了鼓号队，有时候就可以用正当理由公开逃课。我很喜欢穿鼓号队的服装，像白色的军装，小短裙，歪着戴的小帽子，戴着白白的手套，握着指挥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逢年过节，或者县里有什么活动，鼓号队总会出现，而且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街上游行，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看着我，我浑身上下感觉都很好。”
得意对老杨说：
“我第一次感觉到‘虚荣很受罪’，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五年级的一个晚上，我们鼓号队在凛冽的寒风中集结，聚在县城的入城口，守道路的两边，依次是领导们，红旗队，鼓号队，还有好多拿着塑料花的学生。
我们在等待一支车队，据说那支车队，拉满了外面城市里的人们为贫困山区捐献的过冬衣物。县长他们已经坐车到山上迎接去了，我们负责在道路两旁搞欢迎仪式。
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车队应该下午六七点钟就能到的，但是前方派去山上迎接的人下来说，山上下雪了，路都结了冰，那些外地司机不敢开了，所以，县里派车拉了几个司机上去接应他们。
‘重庆来的一个司机都吓哭了！’山上下来的人夸张地说，把我们都逗乐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等到凌晨两点，车队还没下来。气温越来越低，好多人都冻感冒了，我们打着喷嚏，咳嗽，歪歪倒倒地坐在自己的鼓旁边，号也放在地上，我的袖子，都快被迎风流淌的鼻涕打湿了。
凌晨3点。
突然，有人跑动起来：‘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
大家迅速惊醒，归队，摇旗的摇旗，举花的举花。我抖擞精神，喊了几声‘立正！’‘稍息！’‘立正！’‘原地踏步走！’然后漂亮地打了一个手势，霎时鼓号齐鸣，男生们鼓起腮帮子，吹得整齐又响亮。寒冷中的县城又沸腾了！
举花的同学踏着步子，挥舞着手里的塑料花，整齐地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一辆又一辆大货车，拉着红色的条幅，开进县城。
我举着指挥棒，踩着步子，看着装得满满当当的货车一辆又一辆从身边开过，条幅上‘××人民慰问山区人民’的字样让我很感动，心里非常非常温暖：看来城市里的人们，真的没有忘记我们！”
从天安门到故宫的路上，得意一边走着，一边对杨大远零零碎碎讲小时候的故事，杨大远听着，脸上时而惊讶，时而微笑，时而有些难堪。
到了故宫门口。
杨大远提起裤兜，去摸钱。
他没有钱包，掏出对折的几百块钱，数了两张给庭庭，让她去买门票。
“我去买。”得意拦住他说。
又是好一番拉扯。
杨大远拉着得意的袖子说：“孩子，你的童年，我没有给你开过家长会，没有给你用画报包过书皮，也没有给过你一分零花钱，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就让我来买吧，让我为你付出一点儿，你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得意放开了手。
庭庭和小芸去排队买票，得意和杨大远坐在城墙根下的阴凉处聊天。
老杨问：“你中学是在哪里读的？”
得意说：“西昌。”
“你是自己考进去的吗？”
“对，1993年，考了个全县第三名，考进了西昌的凉山民族中学。寄宿的。所以12岁开始，我就离家读书去了。
那么小的年纪去读寄宿学校，刚开始连自己的衣服都洗不干净，想家了，只能写信，连电话都没有。那时候，家里一个月给100块钱的生活费，我每个月还能剩一点儿。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分两种，一种是成绩特别好，但是家境不一定很好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成绩一般，但都是各个县里官员的孩子。我特别羡慕那些家境好的学生，羡慕他们买得起洗面奶和护发素，每个周末都去逛街买衣服，晚上可以冲豆奶喝，羡慕他们假期回家有小车接送。有时候上着课，会有一个大人提着东西来敲教室门，说，‘老师你好，我来给某某某送一些水果和腊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