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要“去神秘化” 2

第四是社会问题通过媒体直接反映到中央政府机关,也能够进入政策设计过程。这类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日益增多。也就是说,过去完全依赖上下信息互动提出政策问题,并启动政策设计过程的体制,正在受到冲政策过程日益变得平面化了。

实际的政策设计过程,往往是以上四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在救灾救济司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要接到一个或几个国务院乃至党中央领导的批示,这是我所工作过的其他业务司局所不可比拟的。要很好地处理这些批示,司长就要向主管副部长、部长报告,同时,也要和

主管的副司长,特别是业务处长来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政策意见,有的办理结果还要向国务院做出专题报告。如前文提到的救灾标准提高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2002 年以前,救灾的标准相当低。当时恢复重建每间农户的房子中央财政补贴的标准是65 元,这个标准,还要由救灾救济司内部来掌握。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逢大灾,地方就要拼命地多报灾害损失的数字,而中央部门则要努力地发现地方的漏洞并指出其谎报数据的行为。这种现象,好像各个朝代都有,人们也都习以为常。国务院的领导多次批示要求解决这样的弊端。2002 年,救灾救济司和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商定,提高救灾标准,每间倒房的中央财政补贴达到300 元。此后,陕西渭河发生洪涝灾害,结果地方反映这样的标准太低,恢复重建还是有问题。

这以后,为了救灾标准的提升,我们就开始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当时,专家学者列举了许多国家的救灾标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倒房重建标准的财政补贴折合人民币1800 元。专家的参与使行政机关开阔了眼界,从而也为灾害管理体制健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最终,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倒房的重建标准提升到每间1500 元,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救灾管理的规范化也在发展,倒房数量的上报也得到较为可靠的统计。2008 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每个困难户的中央财政恢复重建救济标准达到5000 元。

这是各类要素综合作用结果的案例。另一个案例则是学者对行政机关决策的影响。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国际的研究一般还是接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灾害管理的研究。比如,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马宗晋院士,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就主持研究中国自然灾害的战略研究,并设计出了许多系统的应对方案。在推进中国灾害管理体制完善的过程中,他们的结论对行政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国家减灾中心的建设,就是专家意见转化为行政机关决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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