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少奇、陈云、邓发、凯丰等及各军团的司令员、政委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张闻天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都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同“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会议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分析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的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决定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军事。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到达陕北，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在遵义附近集结主力，近两个月中，巧妙地四渡赤水，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击溃许多国民党的“追剿”部队。中央红军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敌军纷至贵阳时，红军旋即向云南突进，绕道川康边境进入四川，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后，和原由鄂豫皖撤至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懋功。党中央先后召开两河口（懋功北部）、毛儿盖（地名，在四川松潘附近）会议，决定关于北上抗日问题，党中央反对了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国焘由于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主张向西康方面退却，这是十足的逃跑主义。党中央则坚决主张北上到抗日的最前线，迎接革命高潮，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结果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取得了胜利。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通过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巴西、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了这份电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党中央当晚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右路军组成陕甘支队北上。张国焘则违抗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南下至西康甘孜一带，并且公开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非法地组织了另一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则经过甘陕境内的残酷战斗之后，于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红军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一个胜利的长征，经历了人类想象以外的艰难困苦。地面有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天空又有敌机轰炸。蒋介石想要在长征途中把红军全部消灭，但中央红军一路上击溃了国民党军410个团和无数的土匪和地主武装，占领过54个城市，征途上披荆斩棘，所向无敌。
红军除了与敌军武装斗争外，还要与山川的险恶、粮食的匮乏（有时不得不吃草根和皮带）以及伤病的折磨作斗争。两次冲过乌江天险，巧计夺取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过天气严寒空气稀薄的雪山，走出荒漠无际的大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跋涉11省，历时一年，终于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