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2)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有兵力10万人,在敌人大兵压境、红军以寡敌众的形势下,加以敌人准备充分,又采用新的军事原则,即堡垒政策,使这次反“围剿”成为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但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不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轻视敌人,以为自己力量充足,否认了敌强我弱的条件,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部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敌人区域;主张“先发制人”,向敌人进攻;提出“不丧失一寸土地”等口号,实行拼消耗的单纯防御战;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把兵力分成六路去抵抗敌人的进攻,分散兵力去打硬仗。“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开始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首先打黎川以北的硝石,敌人阵地巩固,不得手;又打其东北的资溪桥巩固阵地又不得手。1934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受挫,遭受很大损失后,又惊慌失措,立即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截,穷于应付,以致根据地被封锁压缩得越来越小。这时又不敢以红军主力向敌人后方进攻,以调动敌人,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政策。错误的军事路线,不仅使红军苦战一年没有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且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除西北红军外,其他各地红军亦均先后进行了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央红军突围北上抗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193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第七军团经闽入浙,然后到江西东北部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军第十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赣经浙入皖,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寻淮洲英勇牺牲。1935年1月,先遣队在皖南怀玉山被数倍于我军的蒋介石军队包围。在突围中,方志敏被捕。他坚贞不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作品。这些著作,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传统教材。同年7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先遣队余部由粟裕、刘英等率领,在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继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中共中央又在1934年7月底决定,以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突围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西征的先遣队。西征军突破了湘、桂、黔敌军的层层封锁,于10月到达贵州东北部,和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等率领下,自河南罗山地区出发,往豫西、鄂北,到达陕南,创立了鄂豫陕根据地。以上三支红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方面军以至全国红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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