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论述民主理论的著作，应当说明如何理解“理论”。我已指出，现在习惯上是把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加以区分，并且以“规范主义”作为区分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理论含有规范（无论什么样的规定），它就是非经验理论，也可以假定它是一种哲学理论。相反，当并且仅仅当理论是非规范理论时，它才是经验的理论。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前文指出，“规范主义”把极少相似的各种规范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因此我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伦理和终极价值规范是一回事，而条件性或工具性的技术规范（它们根据手段去衡量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在规定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总之，“规范主义”不仅由于其含混性而成了一种拙劣的区分法，而且成了一种错误的区分法。为了证明这最后一个结论，我首先要谈谈理论这个概念。
布莱希特（A. Brecht）断言，今天“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已不再是可以相互代替的术语了”。这话不错。然而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不同呢？这个问题离题太远，不宜在此详述：让我们假定政治理论不是政治哲学，也不是政治科学，让我们把讨论限于“理论”和“经验理论”的概念。即使如此，仍需要进一步缩小问题的范围。这样做的一个好办法是，指出理论建构是它的对象、它所谈论的事情的函数。基于这一认识，“把民主理论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民主的对象是什么？”
古希腊人把政治理解为一门建筑科学。若将这一古典的直观知识加以现代化，使其更为精确，则可以说民主是一件人工制品，当然，它是一件不断发展的巨型人工制品，这首先意味着民主体现着某种设计，因此可以说民主理论就是民主设计的费用。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先计划了某种政体，然后按图索骥。我们并不擅长计划，我们的政治人工制品基本上是在试错中摸索前进的产物。它往往只是事后才为我们所知，建筑已经成型时，我们才认识到我们实际建筑了什么。因此，民主理论所描述的设计主要是对成果的一种反馈，一种分析性反思，而这些成果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或者并不是像计划的那样造出来的。提到设计，还需要说明两点：首先，民主制度是受目标驱动的试验，不是盲目的试验，为了给达到目标提供方向和指导，需要的正是这种作为设计的民主理论；其次，结果的不确定性（设计并不是蓝图）无损于一个事实——进入民主网络的一切结果都有和谐的理想和观念在前，并受它们的推动。
以上这番话的结论是，在有设计的地方，必然也涉及目标，因此目的和目标的获得是民主理论的建设性因素。这样一来，即使是经验民主论也需要有某种意义上的规范性。但是，为何使用“规范主义”作为分界呢？为何不直接问“经验”的含义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理论越是建立在归纳上，它就越是经验的，从而是以经验知识构成的。相反，理论越不考虑经验，而是以演绎方式建立起来的，它就越不是经验的或根本就不是经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