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须谨慎辨别的是，这种两难选择仅仅是属于女人的问题，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评价说，这是反自然的、可笑的，他习惯称之为“妇女共产主义”。“妇女共产主义”意味着作为财产的“妇女”，要么归之城邦名下，要么归之丈夫名下，不管怎样，在这种针对妇女的财产观里，妇女作为物的实质性规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坚持私有制、反驳柏拉图“妇女共产”的亚里士多德这样说：“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贵的。”（1262b）因此，妇女、儿童、奴隶以及田地等物产，因为私有备受珍爱，在这个基础之上，人们才会明确各自的利益，知道自己拥有什么，然后才有奉献与牺牲可言。慷慨之德性，就建立在人愿意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与朋友共享；克制之德性，就在于知道这是别人的妻子，最好回避。
城邦的政治目标在于增进共同生活的幸福感，但共同生活的一致性不可能在财产共有方面得到体现。所谓的共同体之共同性，是多样性的统一，犹如手足的差异性统一于身体的完整性。在一种纯粹的男性视角中，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当一个女人属于“所有人”的时候，爱与珍惜就会变得稀薄，从而丧失了城邦的多样性。当然此处的“爱”与政治哲学中的“友爱”不同，后者是基于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一致性，而爱女人仅仅和男人对于自己的私有物的那种情感相关，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珍爱，是指人与物的关系。
因此，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理解权力的起源，需要回答两种意义上的自然正当，一种是人对物的关系，一种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从卢梭到马克思，要批判的是第一种占有形式，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厘清不平等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将丈夫对妻子的统治，也放在这种物质关系之中。这样的批判理论实际上是要取消政治，彻底抹除统治，这就是说，要么存在绝对的平等，要么就继续进行统治。
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五卷里，物的占有权不在苏格拉底的思考范围之中，甚至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尽管他的理论涵盖了一些经验事实，并力图穷尽各种政体现实，但古典政治学之政治指的就是德性共和国，即有德者的统治如何成为可能。在此，不存在平等与政治的相互抹除，矛盾只在于理性差异如何成为可能。与外在化的财产数量之不均等相比，这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叙事，这个问题可缩减为：理性分配的正义如何成为可能。
至少在柏拉图这里，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男人与女人的理性平等。作为理想城邦的前提，他的论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父权制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就是性别平等的思想先驱。因为此处的平等不是作为一种强悍的观念来伸张人的自由，而是为了实现城邦政治的统一性，必须以男性护卫者为模板，对女人实施政治变性手术。为什么非如此不可？这里涉及古典哲学家之于“女人性”的理解，并牵扯出一个更为隐蔽的问题：对女人的爱与男人之间的友爱，两相比较，为什么后者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想政治的积极因素，而男女之爱则是作为阻力而出现的？
整部《理想国》围绕一个问题，这就是永恒正义的政治实现，为了趋向形而上的善，政治实践必须与此保持完美的统一性，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前提之下来理解柏拉图的“性别平等”。尤其重要的是，柏拉图仅仅涉及护卫者阶层的“妇女共产主义”，而护卫者在《理想国》第五卷中特指政治人，即管理者。苏格拉底强调：一名护卫者的生活“还有什么必要去和鞋匠、其他匠人以及农民的生活做比较呢？”（466b）由此可见，柏拉图实际上谈论的是政治人的生活方式，谈论他们如何体现其品性。他们必须放弃私欲，而男女性爱的特殊性正是私欲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