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并非是以一个现代意义的政治平等观去非难古典传统，而是要去证明不平等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政治的次生现象，要去证明不平等如何内在于语言结构及其人的思维结构，就是说，认识论的产生与不平等的关联才更为内在，更为紧密。在文化实践之中，历史性的不平等，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不平等事件，恰恰发生在男人与女人之间。
所有权的问题如果仅仅涉及对物的占有，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历史上针对女人的占有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问题还必须往前推，追问男人获得对于女人的完全支配权，这一最为古老的政治之所以得以发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对权力原型的原型有所认识之后，实际上对于权力的真正内涵就有所把握了。
古典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是：谁有权统治，统治的资格是什么？提出问题并非为了质疑统治，而是关心统治的实施如何成为可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理性的完善性：理性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等，有的强、有的弱，于是人群中有的部分高级、有的部分低级，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强者（或高级的部分）才具有资格统治弱者（或低级的部分）。当统治资格明确之后，服从的理由也就包含于其中了。统治是不需要质疑的，正如理性能力的分布及其配额无需质疑，这是合乎比例的几何意义上的和谐。古典意义的平等不是计算性质的同等分，而是与比例相关的数的级差，这“级差”是真善美的统一。如果存在平等，那也只是同一级差之内的人之间的平等。在代表着公义的几何原理面前，无所谓平等，也无所谓不平等，因为原理高于一切。
平等与否，不是古典政治学说关心的，统治秩序本身就必然会形成先后、高低与轻重的区别，对此，我们无可争辩。但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存在理性的不平等？如果理性涉及的是一种有关逻各斯的技艺，那么只要你充分掌握这一技艺，这种配额式的不平等就有可能被打破。其次，谁来判断理性份额的分布情况？这个“谁”其实是一种预设条件，离开了这个预设，理性份额的差异也就不存在。这个“谁”与言说的权力相关，因此必须指出这个“谁”是谁，古希腊人认为是哲学家。再次，不同人具有的理性有多有寡，到底是缘由还是结果？如果理性能力的差异是天生的，那么从起点出发，古典政治学说强调的自由教育，不但不会抹平这种差异，反而会拉大其距离；反之，因为理性本身的抽象性，作为事实差异的理性表现，只能反映在城邦公民的不同职责方面，他们分别是治理者、护卫者与生意人。基于禀赋差异，人各行其是，才可实现城邦正义。那么，就性别而言，男人与女人的理性差异是否决定了他们承担不同的职能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260a）中的回答是：女人的勇敢体现在服从的行为上，但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五卷指出：男人与女人的禀赋差异不会大于护卫者与生意人的差异，因此，女人可与男人一样，承担起护卫者的职能。这样一来，同在一个职能范围之内，也就不存在女人对男人的服从了。因此，《理想国》第五卷被尊为具有女权思想的古老经典，柏拉图似乎是赞成性别平等的，他认为就理性能力而言，男人与女人不存在巨大差异。
排除了理性能力的性别差异，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话说：这越过了第一个浪头，其实是在暗示还有更大的险峰暗滩，阻止平等说的推进。这个更大的隐藏着的恶浪是什么呢？苏格拉底面临的危险其实在今天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在共同体之内，女人到底是属于城邦，还是属于家庭？抑或，她们同时属于两者？这如何成为可能？
在城邦与家庭的选项中，没有兼容的可能性，这是苏格拉底所坚持的。基于城邦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女战士不属于任何家庭，也不属于任何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