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是女性解放的形象表达。在西方，出走后的娜拉们成了职业女性和女性公民，因为工作权、投票权、财产权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早期诉求。托克维尔的《论民主》一书，在有关美国妇女教育的章节里这样写道：个人的独立自主，这样的信念一直贯穿在女性教育中。一旦女人通过教育，拥有了判断力、理智以及冷静的德性，那么她们的家庭生活多多少少是令人不快的。但托克维尔继续说，这是次要的缺陷，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去计较。托克维尔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是指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民主素质。即使结婚，也是女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们可以改变婚前的生活方式，但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已经成型，她们可以从容应付一切变化。
出走的中国娜拉们，她们的生命图景似乎更加轰轰烈烈。理智、判断力以及冷静的德性，在生死搏斗的烽火岁月里，对于任何一位革命者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品质。当革命逻辑继续支持生造的差异与对抗的时候，性别差异是判断力遭遇的一大难题。“从容应付一切变化”的前提，是广泛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当然，这两种自由也是从容智慧的群体产物，比如美国革命。没有任何革命者比美国人更早意识到人性的脆弱、自私、阴暗，他们的做法是保存人性，同时在制度设计上限制贪婪人性的扩张，在三大自然权利的前提下，为公共利益、公意与公民腾出更多的自由空间。因此，杨沫等革命母亲对人性的克服，将儿女情长划入自私范畴，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限制自私的结果，走向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狂热的社会运动。在自由国家没有出现之前，崇高与平实，超越与世俗，真理与常识，全部无法幸免于难。在个人这边，革命者代替哲学家的思考，并模仿他们的生活，即忠贞、清贫与苦行。
将性别责任美化成母爱，这是对幼弱生命的特别关照。但将母职强加给每一位女性，性别霸权就产生了。将人性概念等同于母爱是可疑的，正如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并不意味着人就等于动物。人性包含母爱，但同时又多于母爱。这多出来的部分，在曾志那里被其子女称作“精神遗产”；而在母爱匮缺者李南央那里，“精神遗产”被放大变形后，与反人性的“变态”互为因果。在人性视野的交叉小径上，只有自由体量逐级递增，才能担保人性的模糊不至于伤害到人自身。强化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杨沫曾说这样做“不那么高级”；而强化人的“人造”属性，则是强化杨沫言外之意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等。是否做一名称职的母亲，在个人自由匮乏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女人所能做出的自由选择。
20世纪的纳粹政权，是母职的坚定拥护者。德国妇女最崇高的事业，就是服务于德国男人，政权意志管制妇女的原则，也是建立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问题应该回到母亲本人这里，回到女人这里：是否搭建起了历史、自由及个人的三维运思结构？从整体而言，完全摧毁家庭生活不仅是个人的灾难，同时也是时代的灾难。但逆向也可推出：如果男人与女人都将家庭生活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所有人都躲进私人领域的小空间，专制与集权比任何人都喜欢也更享受这样的局面。
女性主义的政治形象，更多的时候与平等相关。“平等”这一普世价值，作为正义目标之一，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价值的设定基于人类共同体的设想，这样一来，“平等”从一开始就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就政治现实而言，民族国家的现代划分，决定了人类共通性实践的具体的主权场域，因此，平等作为价值参照，是人类理性能力的政治反映并内在于国家精神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