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解放之路的中国女人，必然面临这样的考验，这比西方女人争取女权运动，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残酷性和特殊性。在历史的非常时期——抗日战争与内战，个人不足挂齿，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画上了等号。政治问题是一个复数，牵涉到理想、政权、阶级、社会性的贫困以及始料不及的战争。在革命策略上，还涉及模仿苏联还是自主创新的问题。走出深宅大院的女人，如果长于思考，关注私人生活之外的问题，必然就会厕身于政治活动空间（上海是个例外，有着数量惊人的职业女性，而不是职业女革命家）。这些站出来的女人，20世纪前半期的精英分子，还来不及应对性别问题，就投身到一种以革命自居的政治力量中。就是说，个人自由与解放仅仅作为一个原初的助推力，性别问题只在世纪之初昙花一现。比如杨开慧，作为中国女权先锋，在日记中就曾主张废除婚姻制度，本着不婚原则，对毛泽东最初的追求态度漠然。反清侠女秋瑾，还是一位不自觉的同性恋者。这些自由在个人维度上的行进速度，受到了大革命的席卷，将复杂艰深的有关自由的运作，托付给告别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一揽子方案。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是来自革命，并不断走向革命，无需论证，在信仰层面获得担保。解放就这样从个人出发，以个体的泯灭而告终。
人性与母职
作为革命符号的自由恋爱和情欲自主，并非指向私人幸福，而是某种权力表达，是为了批判旧事物、旧制度而产生的。自由的纵深度被取消，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双双毙命。以这两种自由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显得多余。战争结束后，女革命者被巨大的空虚感所袭击。作家杨沫曾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记中流露了这样的情绪：烦躁，突然闲下来的生理反弹，使得疾病乘虚而入。范元甄也因为得到的工作安排与其革命资历不符而愤愤不平——一般被人们理解为权力欲作祟。性情圆熟、阅历通达的曾志是这样宽慰自己的：女人不要太出风头。敏感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空虚，实际上是“革命如何继续”的问题。何止工作权力职位高低的权衡，一个连思考权力都成为禁忌的时代，正在向所有人走来。“革命如何继续”，这是领袖的思想特区。
解放在某种换挡加速器的机制中，继续运作。政治符号的空间位移并没有停滞，革命走向了新领域。而空间位移被意识形态建构成时间维度上的进步理论：仿佛封建已经被打倒，现在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假想敌。更解放更进步的观念则是：私人幸福不仅不值得追求，同时成了某种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罪恶。革命依然遵循某种排斥原则：要么进步要么落后。在和平时期，这些曾亲历沙场、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的女人们，反而害怕了。害怕什么？害怕自己在革命工作中的缺席。这缺席已经不由自主了，是国家权力的男权属性对女人的自动排斥。除了政治清洗，一种不自觉的性别清洗，在女人身上自动发生了。
要么是政治进步的新社会成员，要么就是被性别标签所预设的小资产阶级——女人总是在儿女情长、个人主义、消极落后这边。当初的革命同志成了革命包袱，身为女人似乎成了某种天然的政治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