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治中的伦理难题(3)

革命与存在

在革命的谱系中,中国女性革命家堪称世界之最。她们参与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对信念的忠贞,克服险恶的勇气和意志力的强悍,在世界革命史中都属罕见。革命与工作的同义反复,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因此,女性解放的诉求内在于参加革命。革命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革命,泛革命化导致的泛政治化,意味着革命的超越性价值与生存劳作的水平价值高度统一。从生物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延续性到创造性,从革命婚姻、革命家庭、革命工作到革命理想,生命存在的全部现象几乎都可以被革命所修饰。革命既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又是历史现象。从逻辑上讲,革命是一个否定判断:否定父权,否定宗法,否定伦理,否定传统,否定压迫,包括否定革命本身,依然是革命的。当否定逻辑普遍化之后,革命管辖了存在的方方面面,因为革命经验被体验为“航行——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个有着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度,幻想着海洋经验,于是,一个“航行”的世纪就展开了。

正如五百多年前,哥伦布将旧大陆狠狠地甩在身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当新的地平线出现的时候,他甚至有些沮丧,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革命和冒险相关,革命成了某种公共艺术,而非政治。革命作为希腊式的洞穴外的太阳,无上的理性之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就是红太阳,这是“道成肉身”的中国革命,革命获得了信仰的属性。

唯物主义者的两难,让神圣与世俗并轨,这是革命的显性运作——即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直抵存在,没有中介及缓冲地带,没有经过争辩、考量、深思熟虑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秩序的制定。因此,表征的匮乏导致革命空降人间,革命直面个体,直抵肉身,这本身就具有神学意味。压迫是被召唤的结果,在既定的生活秩序中,人们本不知晓压迫为何物。政治包括反抗,但不等于反抗。而在传统的基础、原则及其运行生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革命作为症状,是社会肌体的生理反应。中国革命启动引擎是从文化——即习俗与生活方式——开始的。撬动习俗的第一支点,就是妇女问题。家庭成了政治发生的第一现场,这就是“娜拉出走”的女性解放命题。在革命赋予生命崇高感之前,革命被大众体验为空间位移。“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受到冲击,不成体统的叛逆儿女向父权开炮了。处在父权制最底层的女儿们,锁在深闺的女儿们,走了出去,去做什么?读书和自由恋爱,或者说读书是为了培养自由恋爱的能力。情欲自主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是对女人赋权的基础。男人则不同,漫长历史中,他们的情欲架构得到妻妾制度及娼妓制度的支持,尽管前者依然是在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中。个人自由的传统资源有多稀薄,女性解放的征途就有多艰辛。最基本的天赋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征途中尤为突出。与人身自由从天而降的西方女性不同,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从“脚—脚步”开始的。辛亥革命撵走了皇帝,而辛亥革命之于女人,则意味着她们可以放松行走了,这就是孙中山曾一度倡导的“天足运动”。

文化—习俗方阵受到冲击,政治学理论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愿意谈论制度方案、权力原则以及客观精神,但中国革命若从女性解放的维度考查,其存在主义意味不可否认。在肉身现场,人的处境、人际关系、家庭、身份确认及再造、微观权力的整饬等方面,革命的汉语思想与某种生命哲学的命题联系在了一起。

爱情、理想、自由、叛逆和革命,如果时间停滞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让所有年轻人蠢蠢欲动、血脉贲张的生命元素,至少在杨沫等三位女性身上,得到了戏剧性的呈现。不管革命的性质如何,革命本身注定让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朽。因为在生死对决之中,克服死亡恐惧的一方,是为了争取主人的地位,用命押注,赎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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