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信之谋，做比说更有效
商鞅在变法之前先立威取信，这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历史上，很多人都明白此做法的必要性，但真正实施起来与商鞅却是天差地别。
商鞅之后一百多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但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只存在了六个月，其失败原因，司马迁曾做过总结，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树立起威信，最终导致众叛亲离。
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初，打着被杀的太子扶苏和旧楚名将项燕的旗号，许诺“苟富贵、勿相忘”，使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路势如破竹，大有占领天下之势。可是，陈胜很快就耐不住诱惑，急于自立为“张楚王”，派手下干将伐秦攻城，又不封他们为将军。众武将文臣不服，陈胜便大怒，欲诛其家室。凡此种种，令陈胜威信一败涂地，属下不再信服和亲近陈胜，内乱严重损耗了起义军的实力。这时，陈胜又允诺锦衣玉食、高官厚禄，却没有下属相信他，起义军瞬间分崩离析。
陈胜的确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以为称王称帝就可树立威信，别人就可任他摆布，殊不知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如果没有威信，帝王大权也是徒有其名，根本无法驾驭群臣。如果陈胜能够在起义之初就树立起威信之名，践行“苟富贵，勿相忘”的承诺，秦以后的历史或许也将改写。
相比之下，商鞅的取信之谋总能恰到好处，看似轻描淡写，却是暗藏心机。他不会对众人进行言之无物的说教，不会没完没了地训斥他人，而是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于民。
商鞅在“南门立木”之后，也有过立威之举。当时，新法推行一年，官府收到许多对新法的投诉。就在这时，太子触犯了法律，商鞅立即捉住时机，制造了另一起“立威”策划。商鞅认为，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贵族阶层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但太子的老师必须代之受刑。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被处刑，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则被刺字，以示惩戒。
从这以后，秦国下至百姓上至贵族，再没有人敢质疑新法。10年以后，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方六国，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就连曾霸占秦土地的魏国，也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给秦国，秦国日渐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