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去，还坐等着他回来？那又是好几个月的事了。我叫荣表舅陪你去杭州，你去守着他。你年轻，这回没成，下回就成了。”
吕氏眼里的这把火，不知烧过了多少回，又灭过了多少回。这一回又一回的，就把一个女人的青春烧成了灰。可是就是成了灰也得接着烧，要是没了那把火，日子就没法往前过了。
正当吟春收拾行囊准备去杭州探望大先生的时候，大先生突然来了信，说城里不太平，日本人正在那一带投毒气弹。大先生还说，这几天学校里都不上课，大家都在挖防空洞，今年可能会提前放假，好把学生安全疏散回家。
大先生果真没等到暑假就回了家。
几个月没见，吟春觉得大先生又成了陌生人。饭桌上她给他盛饭，他随意看了她一眼，就把她看成了一张大红脸。大先生端着一碗米饭，扒了几筷子，就放下了。吕氏夹了一块油汪汪的笋尖放到大先生碗里——那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大先生咬了一口，仍是无滋无味的样子。吕氏只道是舟车劳顿，便吩咐吟春去预备热水叫大先生洗脸烫脚，早点歇下。谁知大先生突然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洗个卵。”吕氏和吟春都怔了一怔：大先生是个斯文人，从来没说过粗话。这话从大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如同是细布包袱里抖出一颗糙粪蛋，怎么看都不像。
大先生放在桌子上的那只手，慢慢地捏了一个拳头，手背上的青筋，爬成粗粗的一条蚯蚓。这蚯蚓呆在大先生的手上，迟迟不肯离去。过了一会儿，大先生的额上招魂似的，也生出了一条蚯蚓。那条蚯蚓比手上的那条更粗更狰狞，从太阳穴一路蠕爬到眉眼之间，在那里蜷成一团青紫。吟春半个身子站着，半个身子依旧还瘫坐在椅子上，一时竟不知如何行事。
半晌，大先生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肖安泰，没了。”他说。
吕氏嘴里的一口饭，突然梗住了，在喉咙口鼓出硬硬的一个包。
“一个年轻后生，怎么说没就没了？”吕氏惊问。
“事先有人报信说日本人要来，他跟村里八个年轻汉子，都躲在庙中的柴火厝里。还是给搜出来了，挖了眼睛剜了心，一个也没活下来。”
“畜，畜牲。”吕氏撩起衣襟，擦起了眼睛。
肖安泰是大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富阳人。家里穷，成绩却是年年榜首。每一个学期，都是大先生在学校里替他交涉减免学杂费的事。去年暑假，大先生还带他回藻溪住了一阵子——也算是替他家里省些柴米的意思。他在陶家住着，包揽了陶家里里外外一应的琐事。都过去一年了，吕氏还记得他那双里头铺了一层油纸，前后都有破洞的老布鞋，还有他进门就给她磕头，喊她师奶奶的情景。
“他妈，就他一个指望啊……”吕氏说。
饭桌上的人都静默了，米饭突然就变成了沙子，生生硬硬的硌着舌头和喉咙，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这阵子睡觉，要警觉点。”大先生瞟了吟春一眼。
“横街陈家的姨娘说，日本人去了宜山，躲不及，她三姐的婆婆，六十多岁的人，也……要不，让吟春回娘家避一避？那边走水路，比这里要多摇几橹船。”吕氏说。
“不用了，日本人的行踪，谁也计算不了。肖安泰要是留在杭州，倒反没事。谁想到疏散去乡下，反而丢了性命？那天他不肯走，是我硬劝的。是我，害了他……”
大先生的眼窝很深。大先生的眼泪从心里流到眼角，要走很长的路。大先生的眼泪走到半途的时候，就走干了，大先生的眼泪最终也没有走出他的眼窝。
“我哪儿也不去。”吟春轻轻地说。
吟春站起来，撩起布衫的斜襟，露出裤腰上别着的一把剪刀。剪刀是新磨的，还沾着磨刀石的粉尘。“要是碰见日本人，逃得走算我捡条命，逃不走也没事，要么是他死，要么是我死。”
吟春说这话的时候，平静得像是说要去集市买一包针，一卷线，或是一尺头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