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废除了世袭制等以亲情为基础的政治权利运行制度，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亲情仍然会对官员的权力行使产生重要的干扰作用。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并在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而不是有血缘亲属关系的革命同志。但是民国仅仅运行了38年，到1949年解放前时，本来奉行以 “三主义主义”治天下的国民政府，竟然又演化成了“四大家族”的天下。伟大如毛泽东者，虽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亲情与为国为公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人生的晚年，也对周围的人很难信任，转而倚重毛远新和江青等人。可见要真正超越亲情难度有多大。
亲情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的，官员当然不能例外。为官要跨越亲情关，是指官员要正确认识官员的“为公”和亲情的“为私”之间的关系、性质，有一个正确的区别。历史上的诸多事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关并非不可跨越。而且，跨越之后，就可以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人民爱戴的好官。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超越亲情，先后牺牲了7为亲人。建国之后，国家安定，本来已没有太多牺牲生命的危险，但他却决然地决定将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结果又不幸牺牲。当请示他要不要将毛岸英的骨灰送回国内时，他说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境界啊！
对于官员如何正确处理亲情，周恩来曾有一段话，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 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而他自己，在对亲属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彻底超越了亲情对自己的羁绊。
官员跨越亲情关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点，是对待子女的问题。父母对待子女，本来是应该有伟大的父爱母爱。但是，且不讲父母对孩子的爱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溺爱。对身为官员的父母而言，不能将这种爱带到工作中来。利用手中权力，假借公共资源，为子女谋利益。当前社会中，流行着诸如“官二代”、“拼爹”、“啃老”、“我爸是某某”等词语，子女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依靠父母的帮助和荫护来生活，而这种情况又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官员家庭中，从侧面反映出很多官员做事不能出以公心，而是想方设法徇情枉法，其结果只能是毁了孩子，害了自己。
2.还要跨越“亲信”关
相比于亲情，官员和亲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关系。亲信的形成，是基于官员和其周围的人之间长时期的相处，或者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亲信关系，比亲情关系更为隐蔽、复杂，种类更多。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亲信”团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政权中心。与前面所说的外戚专权相对应的，另一个常常专权的群体是“宦官”。宦官们因为从小陪皇帝一起长大，常年服侍在皇帝周围，其中一些也就逐渐与皇帝之间结成了特殊的感情依赖和信任关系。及至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这些宦官往往就得势揽权，左右皇帝。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明熹宗朱由校和宦官魏忠贤的故事。朱由校自小在深宫之中无人疼爱，最亲近的人就是跟前照顾他的太监魏忠贤，于是和魏忠贤之间建立了特殊的信任关系，到了朱由校突然走运当了皇帝，魏忠贤也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