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真的有些绝望——不就是替底层公民说几句话吗？不就是批评一下刑讯逼供的无良警察吗？不就是探讨一下国家赔偿制度的漏洞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有关部门为什么要下达封口令呢？
后来我才明白，在当时围绕此案的密集舆论态势下，某些官员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不良情绪，他们不希望这些情绪发酵。所以，他们都抱着同一个心愿：赶紧了结此事，让事件过去，就会淡化人们的认识。倘若某学者公开以专家身份再提出一通质疑，就会激起更大的一波舆论潮。所以，官方决定采取以沉默应万变的策略。让我感动的是，虽然那些专家都被要求少对麻旦旦案件说三道四，但这些专家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学者的良知和学识。他们迫于无奈不能透露姓名，但在匿名的前提下，和我提到了国家赔偿制度的众多漏洞。
三年之后，当我担任另一家时政杂志的高级记者时，再次采写了关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深度报道稿。那里面的一些质疑，很多就来自于前述机构专家在就麻旦旦案件接受我采访时所提的观点或者建议。
现在想来，学者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如果社会价值观混乱、司法腐败，学者就应该担负起传道解惑、呼吁公益、维护公平的责任，展现这个团队的人格力量和技术水平。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多数学者还不像今天的江平教授等人一样敢于拍案而起。他们宁可保持沉默也不愿意为了别人的遭遇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可期待利益。
但是，法律圈毕竟是有良心、有水平的圈子，虽然一些学者迫于无奈而隐名，但他们那些言语的价值，却是永远存在的。
直到今天，我看到曾经采写的这篇报道，看到那些真知灼见，我依然记得他们的名字和义愤填膺的滚烫话语。
好在今天，就某一个案的批评，已经开始走入常态化，正是在学者和公众孜孜不倦的监督下，中国法治和人权才有了更多的进步。
这，或许是我在为麻旦旦案的报道遗憾之余应该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