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新启蒙运动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新启蒙运动既有对“五四”的赞扬，也有对“五四”的批评，更有试图对“五四”的超越。“五四”是新启蒙运动谈得非常多的话题，是展开其理论诉求的依据，也对“五四”进行了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是塑造。这种重塑式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五四”认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继承
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指出：“历史是对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事物的记录。”〔1〕对于五四运动的“记录”来说，更是如此。五四运动从发动时起，就引起了后来者持续不断的关注，而且在不同的历史主体那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后来者往往从对“五四”的理解中，获得当前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价值，决定了他们对“五四”的理解。不管这二者之间真实情况是哪一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析后来者关于“五四”的观点，是加深对他们所倡导的思想文化运动的理解的一条便利的途径。
对于新启蒙运动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明确地以“五四的儿子”〔1〕自居，明确地把他们倡导的新启蒙运动称之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显然，探讨“五四的儿子”对“五四”的理解，分析他们试图从“五四”那里继承什么、扬弃什么，无疑是新启蒙运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精神的阐释
五四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两个范畴。由于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追求的主要是发动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因此，他们关注的主要的是思想文化运动方面。〔2〕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正是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首先将五四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3〕
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发起新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开始使用所掌握的理论资源来分析五四运动的性质。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用以分析的工具是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强调：“新的思想文化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出现，都有它的社会的根据”，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出发，他把五四运动定性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4〕这种定性，得到了大部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赞同。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五四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布尔乔亚的抱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各种工业都飞跃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新兴布尔乔亚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经济秩序，要摆脱束缚自身的发展的各种镣铐了”。〔1〕
那么这种资产阶级的抱负包括哪些内容呢？何干之当时的论述最为周详：“文化运动的标志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2〕何干之的说法是对新启蒙运动同仁观点的一个总体的概括，各个参与者强调的重点不大相同。
胡绳强调的是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以及对“理性”的倡导。“在‘五四’运动的战士们的面前，飘扬着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旗帜的正面写着‘民主’，反面写着‘科学’。这旗帜，在消极方面是对于封建的黑暗的传统思想的反抗，在积极方面是助长了‘人的发现’，助长了理性的发扬。”〔3〕胡绳这一说法可以说把握了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得到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普遍赞同。陈伯达承认：德赛二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这是《新青年》当时的基本口号——也即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4〕当时身处沦陷区，却参加到新启蒙运动讨论中的王元化也认为，五四“两个主要的口号：第一是民主，第二是科学”〔5〕。这一观点得到一部分受到新启蒙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认可，《北平新报》有文章指出：“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搬出了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6〕《新知识》杂志上也有文章认为：“五四运动基本的口号有如下三点：一、打倒XX，反对卖国贼。二、实现民主。三、提倡科学。”〔7〕
陈伯达眼中的五四运动，主要有两大“劳绩”（功绩）：第一个“劳绩”是“打倒孔家店”，“敢于公开地向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孔教，进行自觉的挑战”。陈独秀的名字在当时的震赫，就是因为他做了这样的挑战。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吴虞文录》——这是五四启蒙运动中中国人民指责孔教罪过之最有力、最精辟的控诉书，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来文化史上最珍贵的文献之一。第二个劳绩是提倡白话文。五四启蒙运动对于旧思想之大胆的解放，在其形式上，便是对于古文之大胆的解放。“五四”的提倡白话文，真可算是一种大革命。五四思想运动之所以能给旧社会以极大的震动，能成为文化上的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地说来，就是因为这种思想运动乃是用新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新的形式，对于旧事物恰恰表现为一种突变。一般说来，戊戌的启蒙运动还只是文化上的改良运动，五四启蒙运动却真正已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在这点上，正是一个很有力的表现。〔1〕
艾思奇强调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层面。“五四时代及其以前的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带着爱国主义的意义的”，“五四运动是比较彻底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在这里有了自己的科学方法，它反对迷信与独断，对于一切都要问为什么！这样和封建的文化明确地对垒起来”〔2〕。陈伯达赞同五四运动就是爱国运动的提法。“整个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运动，就是民族的群众自救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群众爱国运动，是整个爱国运动之重要的部分，重要的一方面，是整个爱国运动之意识上的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是联合在一起的，“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战士，都同时是爱国运动的战士，而爱国运动的战士，同时也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士”。〔1〕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意义也得到许多人的认可，陈兆鸥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是爱国运动，更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运动。也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先声。五四运动推翻了中国千古供奉的‘孔家店’，怀疑了四书五经，否定了文言，对于封建势力给了有力的打击。”〔2〕
作为共产党人和新哲学者要团结的对象张申府〔3〕，他眼中的五四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开放”。“五四运动一个最大的特色，可以说就是开放”〔4〕，“五四”的主要功绩也在于此。“因为一个开放，因为一个开明，遂开展出近二十年的进步的历史来”，“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许多变化都是以五四运动为枢纽的”，因为开放，“‘五四’以前，‘五四’以后，许多地方可以说已截然不同”。在张申府看来，“五四”的开放特征，在“五四”以后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形式上由漠忽笼统而趋向清楚分明；第二，在内容上由空虚虚浮而趋向充实切实；第三，在范围上由狭隘褊小而趋向开阔广大。”〔5〕反封建思想，对帝国主义的反抗，都是开放的体现。“在对内上，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6〕“五四运动之所以为启蒙运动，恐怕也就在这个地方表现开放的，特别就是对于旧思想，旧礼教〕。”〔7
（二）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精神的继承
新启蒙倡导者，之所以重谈五四，是因为他们要开展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而且，他们十分看重和看好这种从现实需要来反观历史的做法。胡绳认为：“历史毕竟不是和现在生生地斩断的”，“‘五四’文化运动的再检讨，对于我们不只是有着历史的意义，而且是有着实践的意义的”〔1〕。“我们对于‘五四’的重新估计，只有站在展开新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才有积极的意义”〔2〕。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五四运动是过去了，但也还没有过去”。〔3〕
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新启蒙运动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对“五四”的继承。这种继承包括下面几方面：
第一，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就在目前，思想文化上的任务，仍是五四时代未曾完成的任务”，〔4〕“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斗争的对象，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斗争的旗帜。只要我们不抹杀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断言，以这样的对象、这样的旗帜为特征的斗争是至今仍然有意义的”〔5〕。张申府明确宣布：新启蒙运动是反封建的。〔6〕陈唯实指出：“社会上真不知有多少人牺牲于礼教，因受旧道德的束缚而感到不自由的痛苦。但直到现在，旧礼教不但不被打破，反而跟着复古运动猖獗起来，所以新启蒙运动就要坚决地反对旧礼教这种压迫民众的统治道德。”他认为，“抗战的过程就是消灭旧礼教产生新道德的最好时机，大家要从抗战中解放出来”。〔7〕
第二，宣扬民主和科学的一致性。陈伯达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还需要德赛二先生》，认为新启蒙运动是“应该重新整理和扩大《新青年》时代‘德赛二先生’的运动”〔8〕。这一号召，得到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拥护。艾思奇指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仍是我们所需要的。”〔1〕齐伯岩认为：“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我们还需要。我们需要真实的民主和真实的科学精神，正因为我们的民族仍然被‘狐黄白柳’和‘盲从权威’的迷信统治着。”〔2〕陈唯实指出：“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尽力肃清玄学，提倡真正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新哲学，藉以训练大众的思想和指导大众的实践，使民族、社会、世界、人生、文化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发展，至于自然科学技术智识等当然也是需要唤起大众从事劳动生产经济建设，故此只有科学的文化才是新的大众文化，研究科学有了科学知识的人们才是最有希望的。”〔3〕这一观点在青年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位女青年从现实出发来分析提倡科学的必要性。她认为，科学的发展与腐败思想的消除，并未能恰好一致，反而成了一种畸形发展。特别是腐败思想的复活，简直不能和中国这一点极可怜的科学配合。“科学扶乩，摄影显佛，冥衣铺扎汽车”，就是这种不相称的实例。〔4〕
第三，提倡理性精神的一致性。新启蒙运动强调“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5〕。张申府认为，这种理性精神体现为开明，而“今日便应该更开明更开放”〔6〕。新启蒙运动同仁高度推崇五四运动提倡理性的精神，他们认为新启蒙运动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号召在新启蒙运动中，“学习批判”，以理性的精神重估一切价值。（这一点在第三章第一节已详细讨论。）
二、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和超越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尝试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事物，因此，在他们那里，既有对“五四”的肯定和继承，更有对“五四”的反思和超越。张申府明确指出：“‘五四’有广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深厚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五四’也有它的欠缺，有它的时代限制，也正不必讳言。”〔1〕他这种论断，代表了新启蒙运动同仁的共识。
（一）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点的批判
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不少缺点。而这些缺点大都源于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何干之指出：“所可惜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有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先天的缺陷是资本主义不能全靠自力诞生，而必须靠外力促成。后天的缺陷是新兴工业在外压力的松懈中兴起，一等到大战平息了，旧有的外压力恢复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又遇着最大的暗礁了……工业化过程是停滞了。这一新的危机，使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分了手，一派向着整理国故的路上走，一派却向着科学世界观的大道迈步前进。”〔2〕这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特点，因此从根本上说，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五四”的局限性〔3〕。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个方面。
关于反礼教，陈伯达认为，“五四”的“反儒教运动”，不是做得太过火，而是还做得不够，还不够广泛，还不够深刻。“没有从揭发儒教的不合理进而揭发社会基本生活的不合理，没有对于数千年来广大善良人民之饥饿、劳碌、悲哀、黑暗的真实奴隶生活，表示最广大而深切的同情和仇恨，没有从这点上来阐发吃人的社会实质，没有在这点上表示最大的解放期待，没有表示愿为这种解放而向旧制度抛掷自己的生命，这是‘五四’反礼教运动一般最大的弱点。”原因何在呢？陈认为，“五四启蒙人物当然还不能真正了解儒学所以存在及其蔓延二千余年的历史基础。当时的主要启蒙人物大抵是哲学上的二元论者，而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更只能是冠履倒置”。〔1〕
张申府指出，五四运动“重大欠缺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缺欠认识”。五四运动最直接的对象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然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壮烈地表示不愿受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迷信却是只有增加并没减少。知道要开门，知道要开放，知道反对自己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这是好的，然而却因此把不必真与旧观念、旧思想、旧礼教有不可解的关联的也反对起来。中国的旧礼教当然产生于中国，但因此就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不相信了。旧礼教好像煞与孔子有关，于是要打倒孔家店便将孔子先打倒。这真像托盆倒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