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是民主的
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要建立的文化不是某一部落的，必须包括整个民族的全体；更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而应普及于一般大众。今日既要全国动员，当然应该努力提高一般文化水准。中国今日不反封建，不反阶级观念，不反特权思想，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文化上，必须致力于成立民主制度，发扬民主精神，养成民主习惯。〔5〕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接过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继续鼓吹“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不过，在这个时期，他们所宣传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具有五四时期的“民主”所不能涵盖的内容。他们非常重视民主的阶级性。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因为‘时代’和‘掌舵者’的不同，口号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了”，“‘五四’时代所提倡的民主主义，‘掌舵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要解放的，能受到‘民主’恩惠的，也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阶级而已。现在我们需要的民主，是解放全民族的民主主义，‘掌舵者’是绝对多数的阶级。”〔1〕他们主张的民主已具有人民民主的意义。
新文化是科学的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所要建立的文化是科学的。“科学”的文化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科学的文化必然提倡理性，反对迷信、独断和盲从。他们指出，新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应该更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2〕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国民党政府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运动、“文化建设运动”十分不满，对“复古，尊孔，祀天”、“守礼教”、“恢复读经，旌表孝子，褒奖烈女”等现象抬头非常忧虑〔3〕。他们强烈呼吁“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4〕。
第二，提倡科学，要体现在成果上，更要注重培养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张申府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科学运动上，最应注重的，不应只在科学结果，更应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5〕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提倡科学，不仅注重科学结果的利用，更注意于科学精神之普遍培养，科学方法之广泛流行，及科学研究之独立的创发”〔1〕。他认为，新启蒙运动的推行也“必不能不借助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脾气。必不能不提倡逻辑，尤其是现代的数理逻辑。必不能不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科学教育”〔2〕。
新文化是大众的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真反思和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五四文化也未尝不是一种反贵族的民众文化，但它的广泛性很有限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3〕，“它的失败，因为基础是建筑在少数人的阶层上，所解放出来的，是一群懦弱的、妥协的、无组织力量的中产阶级，而广大的农工群众并没有享受到新思潮的恩惠，他们没有力量支持中产阶级，完成这个运动的历史使命”〔4〕。有鉴于此，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新文化应当面向广大工农群众，面向全民族，必须“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5〕。他们认为，“文化落后的中国，大众化的运动是切迫地需要着的”〔6〕。要使新启蒙运动完成自己历史的任务不仅需要先进文化人的合作，而且需要全国爱国的和爱好文明的文化人的总动员，不仅需要文化人的启蒙组织，而且需要把这种启蒙组织支配到通都大邑直达穷乡僻壤。“这是我们这落后的怯弱的民族转化为文明的强盛的民族之一契机”〔7〕。
那么，怎样才能使文化最大限度地普遍化、大众化呢?大部分的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此都进行了筹划。陈伯达的主张很有代表性：我们“应该由亭子间中、图书馆中、科学馆中的个人工作转向文化界的大众，转向作坊和乡间的大众”；“应该和一切科学家联合，去做民间的科学化运动”；“应该和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小学教员，一切开明的教育者，一切文字改革者及一切大中小学生联合，去做民间的通俗教育运动，废除文盲运动，各种式样的破除迷信活动”；“应该和一切新文学家联合，去消灭那荒唐、迷信、诲淫诲盗的旧小说，旧鼓词，把最广大的下层社会读者夺取过来”；“在文学上，在一切艺术范围内，应该强调‘人的文学’，‘国民文学’，‘通俗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等等。〔1〕
（三）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对中国新文化建设途径的思考
新启蒙运动的讨论者还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途径进行了探索，他们的思考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如何对待古今中西文化和如何认识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前者是新文化的来源问题，而后者则是新文化建设的具体途径问题。
第一，在新文化的来源上，应该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张申府指出，“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有个真的深的认识”；“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可因为国际而忽略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略国际”〔2〕。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比较正确而全面的，开后来毛泽东古今中外论之先河，对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更有直接影响。〔3〕
其一，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先进的国度比较起来，却是很落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绝对需要借助世界先进国度中的科学及其各种解放思想。〔1〕”陈伯达制订的新启蒙运动纲领，其中既有“有系统地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绍世界民族解放的历史及其理论”的主张，更有“和世界的文化组织，思想界名流，发生关系，请求它们不断地援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援助中国人民的新启蒙运动”的呼吁。〔2〕陈唯实提出新启蒙运动应当“尽量介绍世界各种革命学说，尤其是最科学的学说；和革命成功的国家的新兴著作，翻译世界的各种名著，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各种革命理论”〔3〕。
其二，要批判地认识传统文化。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检讨新兴文化运动，认为其最大缺点就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4〕他们强调，一种新文化是不会凭空掉下来而和过去的历史发展及过去的文化发展无关的。而且如对于旧文化不能去作有批判的接受和改造就无从创造新文化。〔5〕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旧礼教、旧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郑重声明：“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的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决不顾惜”〔6〕。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指出：“扬弃古代文化，即是忠实的接受和保持古代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即是忠实的扩大和培植固有文化”〔7〕。要创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就要能善于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就要能善于研究和综合过去我们民族历史所创造过的文化，并加以新的改造，加以新的发挥。〔1〕新启蒙运动“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2〕。
建设新文化，应正确看待“国粹”。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旧礼教、旧伦理道德并不是什么“国粹”，而是“国渣”：戊戌时代叶德辉的《翼教丛编》，五四时代康有为、林琴南、王敬轩等“卫道之士”所极力保卫的“国粹”，“只是中国文化最可笑、最庸俗、最无用甚至最野蛮的渣滓”。真正的“国粹”应该是谭嗣同、孙中山等人借以发挥的“大同思想”，章太炎和胡适整理出来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钱玄同、郭沫若等努力发现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真价值。〔3〕
其三，就方法而言，应该是中西“有机化合”。
在这个问题上，张申府谈得比较多。他指出：“今日建立新的文化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中西两方可以合拍，中国最好的东西可以保持而且光大下去，西洋最好的东西也可以真正地移植过来，融合起来。”但中体西用、中主西奴的办法，不会达到目的。一般的中西混杂，也不会成功，而且不伦不类。真正要产生出一个新的文化来，像哲学一样，唯一可采取的方式或途径是“有机的化合”。先对于中西文化都有甚深的了解，“同时注意到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可能，两方都有所扬弃，有所取舍，更努力于物质基础的打点布置”。今日真正要自觉地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只有如此。或不管过去的传统，或不管当前的环境，必都是陡然的。他反问：科学的出发点是分，所注重的是数量，是分析，是分别，是分寸。为什么对于文化，要“囫囵待遇”？而且事实上，中国历来的文化已受过多次外来影响，吸收了不知多少当时的新分子。〔4〕总之，他认为，今日我们要建立的文化的哲学必是大的，必是大度的，必是大量的。其目的必然像过去一样，是“通”。在方法上是分析的，而在内容上应是综合的。〔1〕
第二，在新文化建设的步骤上，要注意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文化建设中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也引起了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的高度关注。陈伯达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的工作，一方面是文化的大众化，另一方面则应是理论的深刻化”。〔2〕即提高与普及二者兼顾。
张申府在这一问题上贡献良多。他指出，开展文化运动，一要提高一般文化水准，二要充实并改善现有文化内容。他认为，二十年来文化发展被提起的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一是普及。两者似相反，而实相成。不能普及，固难提高；不能提高，恐也难普及。因为如果并没有东西，可普及个什么？大众化通俗化固是今日需要的。深入化、深刻化，又何尝不是今日需要的？深入有两个意思，正是提高与普及的枢纽。提高要深入，深入于事理；普及也要深入，深入于人心。提高与普及的共同点，同在于实。不充实，不切实，如何能提高，又如何能普及？同时，所谓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有二义。低的要提高，高的又如何不要提高？现在这两个意义，实在也同有其需要。〔3〕
张申府把这一问题提交给《战时文化》编辑部主持的“五四讲谈会”讨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梁漱溟等人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4〕受张申府的启发，留学归国的张宗植发表了一篇《文化的任务和大众化》的文章，专门讨论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张宗植认为，文化的向上是由提高和普及两方面完成的。这两者有时看着好像分离，其实并不相背。正如高度与宽度一样，两者并不相同，但任何物体都同时具有高度与宽度。张宗植对大众化与通俗化做了区分，认为这二者不可混淆。大众化“是使学术与大众混为一片的，一个纯一的文化运动”，而通俗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运动，而是每一个时期都可以存在的。通俗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大众化却不单是形式问题，同时是质的问题。大众化是改造文化的“外形”也改造其内容的运动。大众化在抗战建国的意义上，是完成普及教育、唤起普遍的民族意识、组织民众的运动；而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不仅是“使既成的文化水准逐渐推行于民众中间”，同时是使文化本身更切近于民族生活，在民族生活实践之中产生新的中国文化，“俾中国整个文化水准达到更高阶段的一种努力”。“所以这里的大众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宽度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普及的问题，同时是高度的问题，即提高的问题。”这里不应该有使学术与大众分离的现象，而应该是减少学术与大众的距离，同时更努力于一个新的文化系统的建立、新的提高文化水准的工作。张宗植指出，新启蒙运动不是一个通俗化运动，而是一个大众的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发展，绝不能局限于某一些方面，必须在普及与提高这两方面同时努力：其内容一定是大众的，同时是学术的；其进程一定是以科学的信念来推翻封建的迷信；其性质一定是以完整的、统一的哲学体系来代替散漫的混乱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新的文化运动在达到尖峰的时候，一定是大众的要求和学术的成果之完整的融和”。新启蒙运动正在朝这方面蓬勃发展。〔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