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为泯没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大做文章。他们强迫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日语，而且将日语称为国语。中文则被称为“满文”，其地位也被降为外语。为了减轻学生们的抵触情绪，日伪教育界还创造了一种“协和语”（一种非中非日、中日夹杂的语言）。日语的课时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协和语”中的日文也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多，最后完全使用日文教科书。〔2〕
国民道德或建国精神科目乃是赤裸裸地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宣扬东北非中国领土、满族非中华民族、日本和“满洲国”皆为“天照大神”所创造的父子兄弟，宣扬“神道”如何博大精深、威力无穷。国文和国语教科书中便有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忠孝一本、孝子故事、曾国藩谕子书、《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蛮训民诏书”等等。编制这些课程和课文，其核心内容是要教导东北人民都要对日本天皇及侵华日军待之事之以父老兄长之礼。“满洲国”的学习还特地设立了“勤劳奉仕”等课程，让学生们通过实际行动来效忠侵略者，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效劳。更为无耻的是，校方强行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要遥拜建国神庙，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每餐都要以日语咏唱感激天照大神和天皇的颂词。
同时，日本控制了新闻、广播、出版、电影以宣传奴化思想，推行愚民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据１９３５年的统计，当时的儿童入学率仅占２３％。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公布伪《出版法》，凡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带有民族意识或进步书刊一律查禁。１９３２年３—７月东北焚书达６５０万册，《真理报》、《大公报》等３６种报刊被禁止输入东北，共产党的著作更是严禁对象。
殖民统治者及其甘心事敌的奴才，为推行奴化教育，除了使用说教手段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恐怖手段。在进行上述说教的同时，还将“满洲国”的学校变成为变种的法西斯军营，强制学生们绝对服从等级秩序，任何违反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各学校还设立秘密稽查班，布置特务监视学生的言行，一旦发现师生有可疑行为或者反抗情绪，便立即报告警察和宪兵机关，疯狂迫害随之而至。〔1〕
泯灭民族意识是日本侵略者不遗余力进行的活动之一，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有利于为其侵略辩护的内容，都被其吸收和宣扬。其中突出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一是“王道”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或政治上来划分政治共同体（国家），二是文化自大心态，认为中华文化高大精深，周围诸国不过是“蛮”“夷”“戎”“狄”。前者体现在“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论述上，而后者则体现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态度中。日本侵略理论正是利用了后者，强调中日文化上的共同之处，消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如陈伯达所说的，利用“‘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的道理，来说明中国应该接受ＸＸ帝国主义的统治”。〔1〕
至于“王道”思想，鼓吹最力的是汉奸郑孝胥。在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那里，郑孝胥一直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消除类似郑孝胥等人的影响，一直也是他们之所以要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原因。对日本侵略者卖身投靠，当上傀儡“总理”的郑孝胥，始终以孔孟之徒自命。在日本帝国主义枪炮军刀和烧杀抢掠面前，反复宣扬“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声言要同日本“一德一心”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王道乐土”。1932年7月19日，他给来访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王道之大意”说:“爱国之思想、军国民之教育，皆足酿成世界战祸，王道则不主爱国而主博爱，不用军国教育，而用礼义教育。”〔2〕他撰写的《王道要义》，把孔孟之道与他的卖国理论搅在一起肆意发挥：“当世列国所用以造成国民之思想者，岂不曰爱国乎?所以用以养成国民之能事者，岂不曰军国民之教育乎?各国所以练习其国民者，唯恐落于人后。岂知爱国之宗旨即为仇外之对象，军国民之资格，即为备战之先声。此皆建成图霸之策，而世界之战祸已酿成于习质之中，种因得果，不至于破坏治安，战灭人类不止。”“果行王道，必先荡涤爱国之思想；而以博爱为主，必先革除军国民之教育，而以礼义为先。”〔3〕他在担任“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作讲演、作“训示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广为印发。而每讲“王道”，他必宣扬“满日两国，志同道合”，说什么“中国日本国，同在亚洲，以前历史上，全是旧道德的历史。到了20世纪，日本变法维新，政治与战功，得了世界的大名誉，我以为日本因有旧道德做了根本，所以能成如此大功业。中国二十年以来，本有的旧道德全被共和、共产两党破坏尽了，所以也得了国破家亡的报应。现在满洲国成立，速将旧道德提倡，洗尽共和和共产的流毒，将来满日两国，自然是志同道合的了。”〔1〕在他看来，中国被弄得“国破家亡”全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因为革命政党“破坏”了旧道德，只有靠日本与“满洲国”的“志同道合”才能得救。
郑孝胥的“王道”理论，虽然连篇累牍，但翻来覆去，无非是要说明一个思想“理论”，就是卖国投敌、“日满协和”，既合乎“王道”，也合乎潮流。这一套汉奸理论，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攻击的对象。而郑孝胥对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的利用，对孟子“王道”思想的歪曲，正是新启蒙运动要“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原因。
三、分化与颉颃：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
钱理群等人在论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时，认为其显著特征有三：“其一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初步的运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三是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颉颃互竞，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创作”〔2〕。这一概括同样适合于“五四”到30年代中国的整个思想文化界。
第一，从“五四”后期开始，分化为三大流派并存的状态。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到“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这种分化的标志是胡适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1〕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在现代中国，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2〕
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中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裂。与此同时，文化新保守主义却出现了抬头的趋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梁漱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梁启超以巴黎和会观察员身份赴欧，听到不少关于欧洲文明破产的说法。回国以后发表长文《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而中国文化有许多优点，是“调剂”西方文化的良药。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用它去解救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中国人的责任。要使中西文化“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用以“超拔”破产的西方文明。梁漱溟更是鼓吹东方文化优越论。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人类生活有三条路向而三种文化各取其一：“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孔子的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他推测世界未来文化要由第一个路向转变为第二个路向。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而“中国的路”就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