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争和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分道扬镳，各自取得了独立的姿态，并开始展现各自的理论风貌。
第二，三大流派互相争论，并都带有政治色彩。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流派，在对文化、对传统包括政治态度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观点。三大流派展开了角逐。3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就是由这三大思想流派的对立与交锋而决定了其基本历史面貌。三大流派的争论在各个领域展开。在伦理思想领域，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和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在社会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在哲学思想领域，展开了唯物辩证法论证。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在文艺思想领域，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派三派混战。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思想文化界占有重要地位，这里需要多提一笔。
20世纪30年代文艺领域的争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左联内部的争论；一是左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关于文学艺术的性质、功能，特别是阶级性问题的辩论。左联内部的讨论包括大众化文艺是否绝对和唯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流行的传统文艺形式是否可以利用、以“民族的革命的大众文学”还是以“国防文学”为口号来推进文化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在与左联以外作家的论战中，与民族主义文学派的论战属于与保守派的论争。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基本上是国民党御用作家，他们出于国民党政治的要求，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假民族危机，大力鼓吹向种族、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学艺术。这一主张不仅受到左联，还受到广大自由主义作家的抵制与反驳。20世纪30年代文学艺术论战的主要战场在左联与自由主义作家之间。自由主义作家对左翼革命文学作品的苍白幼稚表示轻视和反感，他们捍卫文学的唯美追求，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左翼作家则极力捍卫自己的道德、美学理想，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学及文学理论进行辩护，并对论敌进行尖锐批判。〔1〕
第三，左翼文化运动的大规模发展。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出现了一个高潮。新启蒙运动发起者陈伯达指出：“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先进分子在理论上重新武装自己。经过革命的再生，九一八事变和华北的几次事变，每次都给了其理论以新的充实，新的武装。新哲学同样地也在这艰苦的历程中，确立了自足坚固的阵地。新哲学（新唯物论）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这点就是新哲学的敌对者也是公开承认的。”〔2〕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表现和结果，从整个思想文化界来看，就是左翼文化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当时曾用“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3〕，来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盛况。
追求“组织化”是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势力壮大的一个显著标志。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立了由潘汉年负责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简称左联）。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组织化活动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鲜明特点，以至新启蒙运动发起时，其倡导者一开始的思维就是组织座谈会，成立启蒙学会。〔1〕
创办刊物，占领舆论阵地是马克思主义知识队伍兴起的重要活动。当时出版了大量左翼刊物，包括《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文化批判》、《北斗》等几十种，发表了大量观点激进的作品。在这些刊物上，左翼文化工作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学、历史观点，并且进行了多次论战。新启蒙运动发起时也是依靠舆论鼓动，创办《认识月刊》等刊物来宣传其主张。
20世纪30年代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高潮。从1928年到1937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译著达113种。〔2〕《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此外还译有大批社会科学新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准确阐释，有些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以扩大其影响。后来支持新启蒙运动的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典范。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也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倾向。左翼社会工作者在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尝试运用其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产生了李达、艾思奇、胡绳等一批既有一定造诣又有较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使许多知识分子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在北平的重要人物、国学大师吴承仕先生，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力求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经学研究当中。
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扎实的理论队伍，更推动新启蒙运动者在此基础上去发动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领导地位的思想文化运动。
总之，新启蒙运动之肇因，既有对国民党“党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满，有面对日军侵略的民族危机感，又是日益壮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队伍主动的理论诉求。可以说，新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次颇具规模的聚集。
四、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余英时先生认为，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一种‘新启蒙’运动来执行党的新‘统一阵线’的路线”〔1〕。这一论断把握了新启蒙运动的本质特点。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施。新启蒙运动就是统一战线政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甘宁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口号。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由此掀起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联合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一个政治大变动的前夜，各种抗日的力量处在走向联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早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不久公开发表，史称《八一宣言》。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战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后中国各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订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当时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下，暂时处于低潮。刘少奇到天津后，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先后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要把着眼点放在蓄积力量、准备决战上，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并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针对平津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提出要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地对待二十九军和宋哲元，鼓励他们向好的方面走。他用很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新启蒙运动正是在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的倡导下发动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