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集合过程中,我晕倒了。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我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在集中营医院,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一天,我觉得身体好了点,治疗便开始了。他们先在我身上打了几针,接着,把我送到一间闷热的房子,再送到冰室,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人采我的血液样本。又一天,他们先让我胡吃海吃一通,第二天却不让我吃东西,也不准喝水,我几近晕厥。他们还往我胃里塞管子,将里面的食物全部掏空……一个又一个的折磨接踵而至,最后,他们从我的脊椎中抽取一管脊髓样本,然后把我的双手拷在一辆装满沙子的小推车上,这样我不得不跟着小推车不停地转圈,每过一刻钟,他们就给我抽一次血。我就这样转了一整天,脑袋发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受头痛的折磨。
而和很多囚犯相比,我还算幸运。一天,他们觉得我被折磨得差不多了,便把我送回集中营。一个党卫军告诉我,我不能再拆弹,之前拆除的炸弹也不能为我减刑。
我到采沙场做苦工。
不知为何,他们又让我回去拆弹;我刚完成了几次拆弹任务,他们又把我送回楞格里斯,我的拆弹工作等于前功尽弃。
在楞格里斯的7个月里,我每天无精打采,日子单调乏味,简直要疯掉。
一天,一个党卫军把我叫了过去。医生对我进行了检查。我浑身起了疹子,而且流着脓。医生把我的伤口清洗了一遍,上了膏药,问我觉得好点了没有。“很好,大夫,我觉得很好,身体很健康。”在这里,你不能抱怨,只要还能呼吸,你的身体状况就是健康的。
我被带到了大队长谢尼克跟前。他的窗户装上了窗帘,窗帘很干
净。我什么都没想,只是看着窗帘。它是淡绿色的,带着黄色图案。
淡绿色,带着黄色图案。淡……
“你到底在看什么?”
我回答道:“没有,队长先生。抱歉,我什么都没看。”
他不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张纸。
“现在,能否请你在这里签个字,承认你吃的是正规的军队食品,承认你没有受过饥饿,承认你没有对这里产生抱怨?”
我签了字。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我要转到别的集中营?还是就要被绞死?
一份文件递到了我面前。
“你的签字还表明,你承认接受了严格的改造,且没有受到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待遇。”
我再次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你曾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如果你胆敢多说一个字,你就会回到这里,我将会以特别的方式欢迎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队长先生。”
就这样,我被转移了。
牢房里有套不带肩章的绿色制服,我穿上了。“剪掉指甲,你这个猪猡!”一个党卫军说。他把我带到指挥官的办公室,我得到了1
马克21芬尼的报酬。这是我在过去的6个月里,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8点的全部所得。一个小队长冲我叫道:
“第552318A号囚犯——即将释放。释——放!”
他们经常这样戏弄囚犯,好在我没中圈套。我转身向前走,以为身后会传来一阵大笑。但他们面无表情,我一时难以确定。
“站在外面走廊里等着!”
没有人笑。现在轮到我神经紧张了,因为已经等了一个小时。我在心里盘算着到底是哪个缺德的家伙在捉弄我。
我被告知已被赦免,并且将到刑营报到。随后,我跟在一名军士后面,钻进一辆灰色欧宝。至今,回想起那一刻的沉默和迷惑,我依然感到无法承受。
身后,沉重的大门关上了;那灰色的水泥建筑和一扇扇小窗户渐渐从眼前消失;那难以言状的恐惧和害怕也一并消失在身后。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头昏脑涨——不,是惊慌失措——即便已经驱车到了汉诺威的营房广场,我还是没能恢复过来。
现在,多年以后,我再也找不回当日那难以言状的恐惧和害怕的感觉,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离开的时候我会惊慌失措呢?我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