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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期节目时，我与家人常常讨论“生前预嘱”，都是自己的意愿很坚定，对对方的决定却有犹豫。
罗点点的团队里，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一直是尊严死的倡导者，但到了晚年，丈夫突然昏迷之后，“第一，她觉得她特别对不起他，你知道吗？第二，她就觉得每天她到那个ICU里面去，看着她爱人那样，拉拉他的手，摸摸他的脸，她就觉得她今天能过下去。要不这样，她就不行。我们说我们太能理解了，而且这件事情真的就说明你们两个人伉俪情深”。
她难过了一下，说“对不起”。
爱也可以导致另一个选择，在协和医院，王奶奶说她最近跟大夫说，如果她的老头儿再需要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不做了，什么也不做了”。
我问怎么了呢？她说：“做过来他更受罪，那电击是350瓦，多少瓦呀，那大铁的，往两肋打，就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把皮都烧焦了。那个人工呼吸也是，把年轻的都得压折了两三根骨头，别说他这么大岁数了，受那么大罪干吗？你看这浑身烫的，乱七八糟的，确实瞅着受罪。”
她对孩子们交代了，也说自己如果遇到类似的事，让她顺顺当当地走吧。
所以“选择与尊严”网站每年都会给所有注册“生前预嘱”的人发一封信，叮嘱他们好好温习一下当年签署的文件，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死亡和爱是太私人的事情。
在对罗点点的采访中，有一段对答，它最终并没有剪进片子，事后我却常常想起。
我问她：“那如果您最亲近的人跟你说，不，我不希望像你生前预嘱那样，我就希望能够延长你的生命，我希望能摸着你的手，看着你的脸，那一天我就能过下去，那您会不会尊重他的意愿？”
“那不行，那坚决不行。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我自己的意愿，我不会，到时候你自己去纠结吧，反正我这么说。”
“您这么坚决吗？”
“他纠结了，那是他的问题了。我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了。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问：“您会期望医生还按照您的意愿执行？不打算为了爱你的人活着？但您刚才难过的时候感觉也是一个很深情的人。”
“我自己认为，人只能够是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把握，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千万不要做任何情感上的允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不能够，对不起。不能因为一句话来改变自己的初衷，不可以，完全不可以。”
她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条，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不必求同。但触动我的，是她唯一承认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她只承认个体按照自身意愿独立做出的选择，而不能被挟持，哪怕是被爱挟持。在忠于自己的前提下，人可以改变选择，任何改变都应该尊重。我问她这些年动摇过吗？她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摇，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如果到那一天，您会怎么办呢？”
她哈哈大笑：“我去改我的生前预嘱，我会跟我的孙子说，你们只要有一分钱，你们就得留着，那边人我都不认识，你们这边人我认识，你们留着给我。那很可能。”
“如果有那样一个变化的话，会怎么看待您自己呢？”
她答完这一句，嘴边笑意久久不去：“那我觉得我很自然，我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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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著名电视媒体人，著有畅销书《看见》，曾任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