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如果这场悖论式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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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著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华夏上古神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