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5)

第一回是在我姐的病房。我说了,她大多数时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她上身穿一件春意盎然的丝质短袖衬衫,下身穿一件粉色紧身裤,头发连同柳海一并梳到脑后,扎起一个马尾,额上浅浅地露出美人尖。我频频偷看虞俪,有时候是贼忒兮兮地扫一眼,再扫一眼,有时候我索性肆无忌惮地看。虞俪更多时候在听他们讲话,认认真真地看讲话的人,我希望她也能把目光匀点儿给我。有那么一两次,虞俪似乎察觉到我在看她,也有意无意朝我这儿看,但是等她的眼神真的跟我的目光遇上,我却像一只捅破了的鱼鳔,立刻泄了气,快而乱地将目光挪向别处。

我第二回见到虞俪,是在病房的走廊。我感觉百无聊赖,下楼逛了一圈书店,胡乱看了一阵,没买任何书。我再上楼,正好在走廊遇见虞俪。她这回一身雪白的夏季运动装,雪白的T恤,雪白的短裤,雪白的旅游鞋,头发依旧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但是盘起了一个发髻,整个装束清爽利落,仿佛一个洛丽塔版的乖乖小秘书。虞俪单肩挎一只书包,急匆匆地往电梯走。我没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却问她:“明天还来吗?”问完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儿后悔,好像暴露了内心的大隐私。虞俪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月牙平卧,芙蓉花开,大大方方地说:“来的呀!今晚因为家里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啦!”

第二天虞俪并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来。我很想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无从知道,我不能去问任何其他人。这种感觉就好比我的第一次梦遗,我诚惶诚恐,极其渴望弄明白来龙去脉,却只能憋在肚子里,直到终于有一天无师自通。第四天,我姐就出院了。

我第三回见到虞俪,是在我姐出院后一周。我姐跟几个女同学约好,在我跟我爸妈回安吉之前,拣个没有毒辣日头的阴天,带我们在上海好好溜达一圈儿,逛逛代表性的繁华路段,买几件称心如意的衣帽鞋裤。令我暗自欣喜的是,虞俪那天也来了。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先是走了外滩,接着走了南京路、淮海路。我一路走,一路断断续续想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我想,这三个大佬,得他妈拥有多大能量,才能吞下这半个最藏金纳银的上海。我们走了整一个上午,走累了,找个餐馆集体歇了歇脚,然后继续走。我们又走了绍兴路和山阴路。在绍兴路,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儿《故事会》杂志的老窝,那不经意的一刻,仿佛玄奘第一眼见着观世音,一时惊喜交加。在山阴路,我看到鲁迅故居,我们买了门票进去瞅了瞅,楼上楼下小三层,最大感觉是真有钱啊。跟鲁迅故居紧紧相邻的,是茅盾故居。我们对这个作家都没什么太多认识,就没再进去。大热天的,这两条小路却是红砖绿瓦,梧桐成荫,比起之前溜达的十里洋场,怎么看怎么更像上海。

我们又走了大半个下午,我在大家的说话声中,无数次偷看虞俪,却一句话也没跟她说过。后来我们走在一条路上,准备去坐公共汽车,我一身疲惫,落落寡欢,低头只顾往前走。我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海生!”我扭头看,竟是虞俪,她一手指向路边,手指稍稍向上,笑着对我说道:“你将来的目标!”我好奇地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两尊昂首挺立的石狮子中间,夹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红墙铁门,铁门上一个个突起的圆点,衙门似的,在周遭众多现代楼群的映衬之下,显得别别扭扭。铁门上方,一块老大的白底匾额,书写着几个墨黑大字,“上海交通大学”,一看就是毛泽东手笔。我也冲虞俪笑了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在虞俪面前,我每次总想使劲说点儿什么,每次都是一片茫然。

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我在我老爸指示下,买来整张红纸,一裁为二,又买来一瓶曹素功墨汁和一支兼毫大毛笔。我用我得过奖的行书,写了两张大致意思相近的感谢信,一张贴在救过我姐性命的医院门口,一张贴在我姐的校园橱窗里,鲜红鲜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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