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是在我姐的病房。我说了，她大多数时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她上身穿一件春意盎然的丝质短袖衬衫，下身穿一件粉色紧身裤，头发连同柳海一并梳到脑后，扎起一个马尾，额上浅浅地露出美人尖。我频频偷看虞俪，有时候是贼忒兮兮地扫一眼，再扫一眼，有时候我索性肆无忌惮地看。虞俪更多时候在听他们讲话，认认真真地看讲话的人，我希望她也能把目光匀点儿给我。有那么一两次，虞俪似乎察觉到我在看她，也有意无意朝我这儿看，但是等她的眼神真的跟我的目光遇上，我却像一只捅破了的鱼鳔，立刻泄了气，快而乱地将目光挪向别处。
我第二回见到虞俪，是在病房的走廊。我感觉百无聊赖，下楼逛了一圈书店，胡乱看了一阵，没买任何书。我再上楼，正好在走廊遇见虞俪。她这回一身雪白的夏季运动装，雪白的T恤，雪白的短裤，雪白的旅游鞋，头发依旧整整齐齐梳向脑后，但是盘起了一个发髻，整个装束清爽利落，仿佛一个洛丽塔版的乖乖小秘书。虞俪单肩挎一只书包，急匆匆地往电梯走。我没问她什么时候来的，却问她：“明天还来吗？”问完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儿后悔，好像暴露了内心的大隐私。虞俪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月牙平卧，芙蓉花开，大大方方地说：“来的呀！今晚因为家里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啦！”
第二天虞俪并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来。我很想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无从知道，我不能去问任何其他人。这种感觉就好比我的第一次梦遗，我诚惶诚恐，极其渴望弄明白来龙去脉，却只能憋在肚子里，直到终于有一天无师自通。第四天，我姐就出院了。
我第三回见到虞俪，是在我姐出院后一周。我姐跟几个女同学约好，在我跟我爸妈回安吉之前，拣个没有毒辣日头的阴天，带我们在上海好好溜达一圈儿，逛逛代表性的繁华路段，买几件称心如意的衣帽鞋裤。令我暗自欣喜的是，虞俪那天也来了。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先是走了外滩，接着走了南京路、淮海路。我一路走，一路断断续续想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我想，这三个大佬，得他妈拥有多大能量，才能吞下这半个最藏金纳银的上海。我们走了整一个上午，走累了，找个餐馆集体歇了歇脚，然后继续走。我们又走了绍兴路和山阴路。在绍兴路，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儿《故事会》杂志的老窝，那不经意的一刻，仿佛玄奘第一眼见着观世音，一时惊喜交加。在山阴路，我看到鲁迅故居，我们买了门票进去瞅了瞅，楼上楼下小三层，最大感觉是真有钱啊。跟鲁迅故居紧紧相邻的，是茅盾故居。我们对这个作家都没什么太多认识，就没再进去。大热天的，这两条小路却是红砖绿瓦，梧桐成荫，比起之前溜达的十里洋场，怎么看怎么更像上海。
我们又走了大半个下午，我在大家的说话声中，无数次偷看虞俪，却一句话也没跟她说过。后来我们走在一条路上，准备去坐公共汽车，我一身疲惫，落落寡欢，低头只顾往前走。我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海生！”我扭头看，竟是虞俪，她一手指向路边，手指稍稍向上，笑着对我说道：“你将来的目标！”我好奇地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两尊昂首挺立的石狮子中间，夹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红墙铁门，铁门上一个个突起的圆点，衙门似的，在周遭众多现代楼群的映衬之下，显得别别扭扭。铁门上方，一块老大的白底匾额，书写着几个墨黑大字，“上海交通大学”，一看就是毛泽东手笔。我也冲虞俪笑了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在虞俪面前，我每次总想使劲说点儿什么，每次都是一片茫然。
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我在我老爸指示下，买来整张红纸，一裁为二，又买来一瓶曹素功墨汁和一支兼毫大毛笔。我用我得过奖的行书，写了两张大致意思相近的感谢信，一张贴在救过我姐性命的医院门口，一张贴在我姐的校园橱窗里，鲜红鲜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