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是唯一能在自己所注视的一切中始终发现自身存在的人，唯一有能力使炯炯的目光穿透泥泞、使火焰深藏于灰烬之中、使裹尸布上像一朵鲜花一样鲜艳的玫瑰红染料或淡蓝染料熠熠生辉的人。当伦勃朗拿起画笔时，一切精神范畴的概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画笔可以让始终朝气蓬勃的生命热浪穿越黑夜、冲决坟茔、盖住闪着磷光的阴影所昭示的腐烂与死亡，在那里，新生的幼芽正在破土而出。
他不需要让头戴光轮的耶稣坐在农民的饭桌前，或进入病人与残疾人在其中踯躅而行的地窖，以便让这些最沮丧的心灵能听到在自己心间响起的充满抒情色彩的希望之歌。他也不需要一位思想家，以便让人们的所思所想浮现在面容上。对伦勃朗来说，一位满脸皱纹、脖颈多筋、衣衫褴褛的老人就足以产生某种既令人心碎又感人至深的印象，只不过他从不明确流露自己的创作意图。与此同时，他让女仆赤身裸体地躺卧在寒酸的卧室里，显露出依然富有生机的肌肤，他也就可以让这幅画像像一把火炬那样倾泻出快感来，生命的活力在她健康的胴体上流淌，并且把紫红的破衫遮掩得严严实实。
伦勃朗，《窗边的女孩》1651，布面油画，78厘米×63厘米，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
即使耶稣并不存在，伦勃朗也能找到其他神话，通过自襁褓至坟墓的形象，向人们描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世的悲哀，或者他干脆摒弃神话，也用不着在油画下面注明标题，因为他认为它们的寓意不言自明。我们的画家无处不在，他生活在无论何人的诞生中，无论何人的思想中，无论何人的死亡中。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堪称无与伦比，它像人们的痛苦呻吟、爱情欢乐、生者和死者之间持续不断、无动于衷、不可避免的交替一样顺乎自然。他沿着标明死亡的斑斑血迹，追踪我们走向生命终点的轨迹。他并不为我们哭泣，也不寻求给我们以慰藉，因为他始终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的化身。
哪里有襁褓中光彩照人的新生儿，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年轻的姑娘俯身在窗口，双眸漫无目的地顾盼，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我们看见她一丝不挂，丰满的胸膛和着我们狂热剧烈地跳荡，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像张开双臂拥抱孩子一样，怀着同样的亢奋之情向我们敞开双膝的女子，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生命的果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她的躯体中落地，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生灵在腹部高高隆起、双腿变得异常沉重的母体中孕育成熟时，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一位老妇人，她的面部肌肤皲裂，头上围着头巾，枯干的双手叉在腰间，像是对人们诉说她并不抱怨生活曾给她带来过苦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当我们变得老态龙钟，双目正视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漫漫长夜时，他就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我们走入坟茔，我们的尸体被后辈们用双手抬起时，他就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伦勃朗在临近黄昏时分绘制《呢绒商公会理事》这幅油画时，他达到了将一般的人性奠立于智觉的永恒之中的境界。这样的一种力量是动人心魄的，它可以驾驭世界的灵魂，可以赋予日常事件以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与庄严性，可以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环境的朴实无华中重塑人的面貌，而这种朴实无华被肉眼见不到的努力提到了智慧与爱史诗般篇章的高度。在伦勃朗的作品中，我们再也辨认不出词语的真正价值，或许这是因为词语只具有我们善于强加给它们的那些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