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这个任何人只要睁开双眼，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画家的国度里，在从战胜者的怀抱中诞生的两代画家之前，一些人已经开始了绘画创作活动。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荷兰，受到从莱茵河口到祖伊德尔兹河上的堤坝之间漫射的强烈阳光熏陶的、一些从事小规模经营活动的农民，已经跋涉到了布尔日、冈城、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在那里，流动商贩们和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们告知他们，那些为捐赠人和慈善会作画的人们收入颇丰。
费尔德，《冰面上的滑冰和曲棍球》1668，布面油画，23厘米×30厘米，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15世纪时，如果说，一度是凡·爱克学生的凡·乌瓦特尔（Albert van Ouwater，约1415—1475）返回海牙的话，那么，迪里克·鲍茨（Dieric Bouts the Elder，约1415—1475）却栖居卢万城，而克劳斯·斯吕特（Claus Sluter，1340—1405或者1406）则去了第戎，马卢埃尔（Jean Malouel，1365—1415）甚至去了巴黎。16世纪时，科尔内里森（Cornelissen，生卒年不详）和莫斯塔特（Gillis Mostaert，1528—1598）虽然足不出户，却关注着安特卫普的动向，至于皮特·普尔布斯（Pieter Jansz. Pourbus，1523—1584）则已经移居布尔日。安托万·莫尔（Antonis Mor，1517—1577）一直为西班牙服务，以至于他从那里借鉴了冷漠的力量、生硬的热情、赤裸而阴沉的个性。如果说吕卡斯·凡·莱德（Lucas van Leyde，1494—1533）并未离开自己的故土，那他不是受到安特卫普的吁请，就是受到他为之倾心的德国的恳求。自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前来探访他以后，他们曾就如何进行铜刻和木雕反复交换过彼此的意见。然而，在荷兰，在战前，如果说有一位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画家，那就是吕卡斯·德·莱德。他是一位优秀的雕刻家，在他镌刻的作品中，人们可以领略到荷兰遍地金黄的景色和人民大众的欢欣，在这些作品里，凡·奥斯塔德的激情时时清晰可见。倘若他不是在40岁时英年早逝，倘若他有可能会见勃鲁盖尔——为了去安特卫普，他离开了飘荡着的江河和金色雾霭的荷兰农村——那么，我们恐怕会更早地熟悉这个低地之国的面貌。不过，在他辞别人世之时，意大利的绘画风格已经走俏佛兰德斯，让·舍雷尔正在执意把这种风格传给乌德勒支，而荷兰仿佛已然接受查理五世的统治，并且不无骄傲地放弃攫取自由的权利。
弗兰斯·哈尔斯，《戴着大帽子的年轻人》1628—1630，木板油画，29.2厘米×23.2厘米，美国国家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