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年的交换学生生涯结束了，一坐上回台湾的飞机，我就忍不住嚎啕大哭，在一万英尺的高空哭了三四个小时。我从没想过，这趟为了让自己在后青春期结束前可以“甘心”的出走，居然走了这么远。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只知道有很多很满、很满、很满的东西塞在我的心里，好难受，好像怎么哭都哭不完。
回到台湾，熟悉的同学已经毕业，原本穿着背心、夹脚拖的男孩都换上了衬衫，打上了领带，女孩也穿起套装，化起妆。我在股市、买房、职场的话题中找不到可以让旅行插入的缝隙，亲如家人的朋友远在世界各地；除了要重新适应台湾社会外，还要适应陌生的城市台北。更重要的是，我得找一份工作。
我以为我找到自己了。朋友说，出社会后还是不要做那么多“自己”比较好。一年的海外生活，面试的主管说：“就是去玩的嘛！”
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但可怕的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吗。好了，甘心了，我可以继续前进了。
我想要证明自己，所以也找了科技公司的工作，月薪四万四。以社会新鲜人的第一份工作来说，应该要满意了。
辛辛苦苦念了十几年的书，那些早自修，那些写不完的考卷，那些周末还要来学校上的课，那些被牺牲的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那些熬夜的考试真题，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把故事硬生生地锁进行李箱，整整一年，我不敢打开那个装满故事、极不安分的行李箱。晚上那个装满故事的行李箱，总是会冒出一些声音，用笑声、用啜泣声提醒我，它一直都还在那里。有时候，它也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陪我。
“那些故事有什么好说的啊！根本不会有人想听。”我总是跟它这样说。
我那时候有好多问题，关于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呢？
一次在打回家的电话里，不小心崩溃大哭，我妈妈沉默了许久，说了一句好不容易的话：“如果我们家旁边捡垃圾的阿婆都可以过活了，我女儿有什么不行的呢？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
我知道妈妈的担心与不舍，她把担心留给自己，却舍不得女儿不开心。
我也想到我和杨过、Mateja的对话：“这辈子，我可能不会很有钱，但是我会得到所有我想得到的。”
然后，想着他们愿意选择、愿意负责、愿意承担。只要有这些愿意，就不用害怕。
再待着也只是浪费时间，于是，连三个月的试用期都不到，我就辞职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在这期间，我为了要寻找答案，做了华人心理学的研究助理，研究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青少年做生涯选择。在访谈大学生的同时，我也像是在访谈自己，很多疑问突然都有了答案。我想起我最喜欢的科目一直都是国文，英文也有进阶的表达能力，我想要保持自己跟世界互动的习惯。于是，拿了中文教学的证书，也开始教起外国人中文了！
终于有一天，故事受不了了，不知道从哪里找到钥匙，自己跑了出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就是一股脑地闷着头写，有时候写到半夜三点还是无法关上记忆的抽屉，回忆像蜘蛛编着巨大绵密的网，在夜里把我覆盖。
我慢慢理解，原来要启动出走所需要的动能是极大的，比什么都还要大！绝对不是那么潇洒地说走就走。钱、时间、对未知的恐惧、家庭、感情、跨出一步的勇气、懒惰、语言、不可避免的工作或学习中断……只要有其中一项放不开，就无法启动出走。
“所以，是想太多或是想太少吗？”
“对我来说，是挣脱的决心吧。”
当决心大于障碍时，动能就很自然地被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