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之后的路程都是爸爸徒步丈量过来的。他本来还能再买一张车票，但那样的话，就得动用租房的钱，那是他听一个老移民的建议，非常勤勉地攒起来的。在纽约无家可归就是自找麻烦。走上380里，好过身无分文地抵达。他把他的储蓄放进一个假鳄鱼皮零钱包里，又把皮包缝进平腿短裤的缝里。
虽然皮包把他的大腿蹭出了水泡，但那是一个窃贼无法搜索的地方。
他穿着他的破鞋走着，冻得要命，学会了根据发动机的声音辨别不同的车。寒冷不比那些包麻烦。他的胳膊拎包拎痛了，尤其是二头肌。他搭到两次卡车，司机们可怜这个发抖的男人。
就在特拉华州外面，一辆小车在I-95路旁拦住了他。
那些人是联邦探员。爸爸立刻就认出了他们是警察。他认得他们的标志。他打量着他们的车，思忖着要不要跑进身后的树林。他的护照五星期前就过期了，如果被逮到，就会被铐起来送回家。他从其他非法劳工那里听到很多关于北美警察的故事：在把你送交移民局之前，他们怎么喜欢揍你，有时他们只是拿走你的钱，打落你的牙，把你丢到废弃的公路上。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刺骨的寒冷，也许是蠢，爸爸没有动，跺着脚吸着气。车上的一扇窗被摇了下来，爸爸走过去，看着里面两个困倦的白鬼子。
你要搭车？
是的，爸爸说。
那两人挤了挤，爸爸钻进去坐在前排。十里路开过，他的身体才恢复知觉。当寒冷和过往车辆的咆哮终于离他而去时，他意识到有个样子很脆弱的男的，戴着手铐和枷锁，坐在后座上。那小个子在默默地流泪。
你要走去多远？那司机问。
纽约，他说，小心着不发成“牛腰”。
我们不到那么远，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到特伦屯。
你从哪来伙计？
迈阿密，迈阿密离这可有点远啊，另外一个人看着司机说。
你是不是个乐手啥的？
是的，爸爸说，我拉手风琴。
中间那个男人听到这个兴奋起来。该死，我老爸拉手风琴，但他跟我一样是个波兰佬。我不知道你们西班牙语国家的人也弹。你喜欢什么样的波尔卡舞曲？
波尔卡舞曲？
老天，威尔，古巴不弹波尔卡舞曲。
他们接着开下去，只是经过收费站时才放慢速度出示证件。
爸爸一动不动地坐着，听后座上的男子哭泣。“怎么了？”爸爸问。也许是想吐？
司机嗤了一声。他想吐？我们才是要吐的人。
你叫什么？波兰佬问。
拉蒙。
拉蒙，见过司各特·卡尔森·波特尔。杀人犯。
杀人犯？
很多很多人。血债累累。
我们离开佐治亚时他就在哭，司机解释说。哭个不停，一下都没停过。那臭娘泡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哭。简直把我们逼疯了。
我们以为弄个旁的人进来和我们一起，会让他闭嘴——爸爸旁边的那人摇了摇头——但我想不管用。
警察们在特伦屯放下了爸爸。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好没进监狱。这让他并不在意走上四小时，终于恢复勇气，把大拇指伸出来。
在纽约的第一年他住在华盛顿高地，现在的三玛利亚餐厅上面的一个蟑螂出没的公寓里。一找定公寓和两份工作（一份是清洁公司，另一份是洗盘子），他就开始给家里写信。第一封信里夹了四张二十元的票子。捎回家的涓涓细流并未多加思量，像他别的朋友们寄出的那样扣除了生存所必需。那些数目都是兴之所至，常常让他破产，举债，直到下一个发薪日。
第一年他每天工作十九二十个小时，每周七天。出到外面
的寒冷中，他爆炸似的咳嗽，感觉肺都被喘息的力道给撕裂了。
进到厨房里，烤箱的热气又让疼痛直往脑门里钻。他零星地写着家信。妈妈因为他的作为而原谅了他，告诉他街区上又走了哪些人，躺在棺材里或者坐飞机走的。爸爸的回信涂在任何他能找到的纸上，通常是纸巾盒的薄板和上班时的账簿纸。上班让他太疲倦，信上全是错别字，他得咬自己的嘴唇才能保持清醒。他向她和孩子们许诺很快就会有机票。妈妈寄来的照片给一起上班的朋友看过后，被遗忘在钱包中，跟旧彩票混到了一起。
气候也不好。他经常生病，但总能上着班撑过去，并且存够了找一个人结婚的钱。这是老办法，历史最悠久的战后路线。
找一个公民，结婚，等待，然后离婚。这办法用的人很多，很昂贵，骗子也很多。
经过上班的地方的一个朋友牵线，他联系上了一个叫“将军”的谢了顶的白人胖子。他们在一个酒吧见面。将军得先吃上两碟油腻的洋葱圈，才能开始谈生意。瞧这里，朋友，将军说，你付我五十元，我给你带一个有兴趣的女人来。你们俩怎么决定是你的事。我只管拿钱，还有真的带女人过来。如果你和她成不了事，是没钱可退的。
我他妈为什么不能自己出去找呢？
当然，你可以那么做。他把植物油拍到了爸爸手上，但我
可是那个冒着要进移民局的风险的人。如果你不介意，就随便去什么地方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