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对爸爸来说，五十元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但他舍不得出手。要他在酒吧买单，或者当颜色和心情合宜的时候，拣条新皮带，那都没问题，可这个不一样。他不想再有任何变数。别耍我。他这不是开玩笑。不，他已经被抢劫过两次。胸肋处被打得淤青。他总是喝很多再回家。在他的房间里，他会生气冒烟，左旋右转，他气的是什么样的愚蠢，让他来到这样一个冷得要命的国家，气的是像他这般年纪的男人有老婆却只能自己手淫，气的是这个国家和工作强加给他的见不得光的生存。他从来没有时间睡觉，更别说去那些充斥了报纸版面的音乐会或博物馆。还有蟑螂。他公寓里的蟑螂如此大胆，开灯也惊扰不了。它们摇晃着那三寸触须，好像在说，嘿笨蛋，把那破玩意儿关上。踩过那些甲胄之身，从垫子上抖掉它们，他要花上五分钟，然后才能倒进帆布床里，可是夜里还有蟑螂会爬上身来。不，他不是开玩笑，可他也没有做好把家人带过来的准备。取得合法身份，他才能抓牢梯子的第一杠。他不太确信很快就能面对我们。他向他的朋友征求意见，他们中大部分人经济状况比他还差。
他们猜他是因为钱而犹豫。别傻了，男人。给那人钱就是了。也许你能办成，也许弄不好。就这么回事。既成套路，你
得适应它。
他在波多黎各咖啡馆的对面与将军见面，把钱交给他。一天后那人给了他一个名字：金花。当然，这不是她的真名，将军对爸爸说。我喜欢把事情保持得严密些。
他们在咖啡馆见面。每人点了一个肉卷馅饼和一杯可乐。
金花像个生意人，五十来岁。灰色头发盘成头顶一个小髻。爸爸说话时她抽着烟。她的手像鸡蛋壳一样，布满雀斑。
你是多米尼加人吗？爸爸问。
不是。
那你一定是古巴人了。
拿一千元来，你就要忙着办成美国人，没工夫关心我是哪里人了。
这像是很大一笔钱。你以为我一旦成了公民，也可以靠结婚赚钱吧？
我不知道。
爸爸摔了两元钱在柜台上，站了起来。
多少，多少你干？
我工作很忙，坐着这里就像休一个星期假了。而且我只有六百。
再加两百就说定了。
第二天，爸爸给她带来一包装在皱巴巴的纸袋里的钱，换
回了一张红色收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爸爸说。
下星期。我得马上开始准备文件。
他把收据用图钉钉在床头，每天睡觉前，都掀开看下有没有蟑螂藏在后面。他的朋友都很高兴，清洁店的老板带他们去哈莱姆喝酒吃点心。在那里他们的西班牙语比褴褛的衣服更引人侧目。他们的兴奋不是他的，他感觉自己太冒进。一星期后，爸爸去找介绍将军给他的朋友。
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到，他解释说。那朋友在柜台下擦洗。
你会接到的。那朋友没有抬头。一星期后爸爸躺在床上，喝醉了，独自一人，十分清楚自己遇到了强盗。
他一拳把那朋友从梯子上打得掉下来，随后丢了清洗的工作。他也没了公寓，不得不搬去和一家人同住，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中餐外卖店做炸鸡翅饭。他离开公寓之前，把事情的经过写在粉红收据上，把收据留在墙上警示后来人，不知道哪个傻瓜会来接手这里。十倍小心啊，他写道。那些人比鲨鱼还恶。
将近六个月他没给家里寄钱。妈妈的信读过后被折起来塞进他利用充分的包里。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晨，在洗衣房里，爸爸遇见了她。当时他正在那里叠裤子，收卷潮湿的袜子。她很矮，黑发如刃，从
耳旁垂下。她借给他熨斗。她最早是从拉罗马纳1来的，后来和大多数多米尼加人一样，搬到了首都。
我一年回去一次。她告诉爸爸。一般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去看父母和妹妹。
我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还在攒钱。
会攒够的，相信我。我第一次回家也等了好多年。
爸爸发现她已经来美国六年了，是个公民。英语很好。往尼龙袋里装衣服时，他想着要请她去参加晚会。一个朋友已经邀请他去皇后区科罗纳的一所房子，多米尼加老乡要在那里欢度平安夜。在以前一个晚会上，他听说皇后区的晚会食物成堆，跳舞的单身女人也成堆。
四个小孩正在撬烘干机顶上的板子，想要弄开来好去够下面的吞币装置。我这块卡住了，一个小孩大叫。角落里有个学生，还穿着绿色医生服，正在读一本杂志，没有被注意到。但孩子们一厌倦了机器，就驾临到了他面前。他们夺过他的杂志，把手插进他的口袋里。他推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