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脸(七)

即便对爸爸来说,五十元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但他舍不得出手。要他在酒吧买单,或者当颜色和心情合宜的时候,拣条新皮带,那都没问题,可这个不一样。他不想再有任何变数。别耍我。他这不是开玩笑。不,他已经被抢劫过两次。胸肋处被打得淤青。他总是喝很多再回家。在他的房间里,他会生气冒烟,左旋右转,他气的是什么样的愚蠢,让他来到这样一个冷得要命的国家,气的是像他这般年纪的男人有老婆却只能自己手淫,气的是这个国家和工作强加给他的见不得光的生存。他从来没有时间睡觉,更别说去那些充斥了报纸版面的音乐会或博物馆。还有蟑螂。他公寓里的蟑螂如此大胆,开灯也惊扰不了。它们摇晃着那三寸触须,好像在说,嘿笨蛋,把那破玩意儿关上。踩过那些甲胄之身,从垫子上抖掉它们,他要花上五分钟,然后才能倒进帆布床里,可是夜里还有蟑螂会爬上身来。不,他不是开玩笑,可他也没有做好把家人带过来的准备。取得合法身份,他才能抓牢梯子的第一杠。他不太确信很快就能面对我们。他向他的朋友征求意见,他们中大部分人经济状况比他还差。

他们猜他是因为钱而犹豫。别傻了,男人。给那人钱就是了。也许你能办成,也许弄不好。就这么回事。既成套路,你

得适应它。

他在波多黎各咖啡馆的对面与将军见面,把钱交给他。一天后那人给了他一个名字:金花。当然,这不是她的真名,将军对爸爸说。我喜欢把事情保持得严密些。

他们在咖啡馆见面。每人点了一个肉卷馅饼和一杯可乐。

金花像个生意人,五十来岁。灰色头发盘成头顶一个小髻。爸爸说话时她抽着烟。她的手像鸡蛋壳一样,布满雀斑。

你是多米尼加人吗?爸爸问。

不是。

那你一定是古巴人了。

拿一千元来,你就要忙着办成美国人,没工夫关心我是哪里人了。

这像是很大一笔钱。你以为我一旦成了公民,也可以靠结婚赚钱吧?

我不知道。

爸爸摔了两元钱在柜台上,站了起来。

多少,多少你干?

我工作很忙,坐着这里就像休一个星期假了。而且我只有六百。

再加两百就说定了。

第二天,爸爸给她带来一包装在皱巴巴的纸袋里的钱,换

回了一张红色收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爸爸说。

下星期。我得马上开始准备文件。

他把收据用图钉钉在床头,每天睡觉前,都掀开看下有没有蟑螂藏在后面。他的朋友都很高兴,清洁店的老板带他们去哈莱姆喝酒吃点心。在那里他们的西班牙语比褴褛的衣服更引人侧目。他们的兴奋不是他的,他感觉自己太冒进。一星期后,爸爸去找介绍将军给他的朋友。

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到,他解释说。那朋友在柜台下擦洗。

你会接到的。那朋友没有抬头。一星期后爸爸躺在床上,喝醉了,独自一人,十分清楚自己遇到了强盗。

他一拳把那朋友从梯子上打得掉下来,随后丢了清洗的工作。他也没了公寓,不得不搬去和一家人同住,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中餐外卖店做炸鸡翅饭。他离开公寓之前,把事情的经过写在粉红收据上,把收据留在墙上警示后来人,不知道哪个傻瓜会来接手这里。十倍小心啊,他写道。那些人比鲨鱼还恶。

将近六个月他没给家里寄钱。妈妈的信读过后被折起来塞进他利用充分的包里。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晨,在洗衣房里,爸爸遇见了她。当时他正在那里叠裤子,收卷潮湿的袜子。她很矮,黑发如刃,从

耳旁垂下。她借给他熨斗。她最早是从拉罗马纳1来的,后来和大多数多米尼加人一样,搬到了首都。

我一年回去一次。她告诉爸爸。一般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去看父母和妹妹。

我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还在攒钱。

会攒够的,相信我。我第一次回家也等了好多年。

爸爸发现她已经来美国六年了,是个公民。英语很好。往尼龙袋里装衣服时,他想着要请她去参加晚会。一个朋友已经邀请他去皇后区科罗纳的一所房子,多米尼加老乡要在那里欢度平安夜。在以前一个晚会上,他听说皇后区的晚会食物成堆,跳舞的单身女人也成堆。

四个小孩正在撬烘干机顶上的板子,想要弄开来好去够下面的吞币装置。我这块卡住了,一个小孩大叫。角落里有个学生,还穿着绿色医生服,正在读一本杂志,没有被注意到。但孩子们一厌倦了机器,就驾临到了他面前。他们夺过他的杂志,把手插进他的口袋里。他推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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