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他很有魅力，是个真正的混蛋，但他是对的。没人能永远顺手，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小孩。有天在书店里，我们甚至都懒得藏起赃物。四本同一期的《花花公子》可以用来找点乐子，有声书足够我们开个图书馆。我们也懒得做假动作。站到我们前面的女士看起来不老，即便头发是白的。她的丝绸衬衫半敞着，一只银角项链坠在长有雀斑的胸上。对不起小伙子们，我得检查一下你们的包。她说。我继续往前走，生气地回头看，似乎她在问我们要两角钱还是什么。贝托有礼貌地停了下来。没问题，他说，把重重的包拍在她脸上。她惊叫一声倒在冰冷的地砖上，两手撑地。去你的，贝托说。
保安在巴士车站对面一辆切诺基吉普下面找到了我们。一辆巴士来了又走了。我们俩都吓得不敢去坐，怕会有个便衣等在那里，上来就把我们一铐。我记得当时那个保安警用警棍敲着挡泥板，说，你们俩个小坏蛋最好慢点从这里出来，我开始大哭。贝托一语不发，脸色铁青，拉得老长。他用手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骨紧贴着。
晚上我和亚历克斯还有丹尼一道喝酒。马里布酒吧不怎么样，只有一些委琐男和邋遢女可以哄过来一起玩。我们喝高了，冲着对方咆哮，让那个精瘦的服务生往电话边靠了靠。墙上挂着一个软木靶盘，一张布隆斯威克金王冠台球桌堵住了卫生间，减震器都扁掉了，毡面像老化的皮肤一样松弛，拉得起来。
酒吧开始像伦巴舞一样前摇后晃时，我便打道回府，穿越公寓周围的场地。你能看见远处的拉里坦河，像蚯蚓一样闪着亮光，那也是我的邻居男孩们上学要经过的河。垃圾场早就关闭了，杂草遍地，像一层蔫蔫的纤细毛发，我站在那里，右手将一条无色的小溪导向地面，填埋场可以被当成一方白色头顶，宽广而古老。
早上我跑步。妈妈已经起来了，穿着做家居洒扫的衣服。她跟我无话，只是指指她做的蕉泥
我轻松地跑过三英里，心情好的话能跑四英里。我用余光瞟着那个开着他的小车在我们片区巡回的征兵员。我们以前说过话。他没穿制服，把我叫过去，很和蔼的样子，我想我是在给某个白傻瓜指路呢。不不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不。
你有工作吗？
目前没有。
你想有吗？一个真正的职业，比起你在这儿能找到的那些来。
我记得我往后退了一步。得看是什么了，我说。
孩子，我知道有人在招聘。是美国政府。
哦。对不起，我不是当兵的料。
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他说，十个圆胖的手指掩埋在裹了套子的方向盘里。可现在我有了房子，车子，枪和老婆。纪律，忠诚。你能说你有这些东西吗？哪怕是一样？
他是个南方人，红头发，他的拖音太拖，这里的人听见他说话就笑。我看见他的车子在路上，就往灌木丛跑去。这些天我心情低落，勇气涣散，我想离开这里。他不必给我看他的沙漠之鹰手枪，或亮出那些菲律宾苗条女孩舔小弟的照片。他只要笑一笑，列举那些地名，我就会听。
我回到公寓，倚在门上，等心跳慢下来，等酸痛缓过劲去。我听见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的低语。她听上去很受伤，或是很紧张，也许两者都有。起先我大为惊慌，怕是贝托在里面和她讲话，但后来我看见了电话线，悠悠荡着。她在和爸爸说话，她知道我不赞成这样。他现在在弗罗里达，一个伤心的男人，打电话给她想要点钱。他发誓如果她搬过去，她会离开他现在同居的这个女人。这是谎言。我告诉她。但她还是给他打电话。他的话盘踞在她心里，搅了她好几天的睡眠。她轻轻打开冰箱门，这样压缩机的声音能遮盖他们的谈话。我走进去到她身边，挂上电话。够了。我说。
她吓了一跳，手搓弄着脖子上的褶子。是他。她轻声说。
上学的日子里，贝托和我一起来到车站，但车一过帕克伍德山，我就想到了我的体育如何不及格，数学如何一团糟，我如何痛恨这星球上每一个活着的老师。
下午见。我说。
他已经排队去了，我往后一退，咧嘴笑着，手插在口袋里。在我们的巴士司机面前你不用躲藏。他们中有两个人根本就不闻不问，第三个，那个巴西牧师，正忙于谈论《圣经》，除了他前面的车流，他什么都注意不到。
没有车却逃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做到了。我看了很久电视，腻味了便跑去购物中心或塞拉维勒图书馆，在那里你可以免费看老记录片。我总是很迟才回到小区，这样巴士就不会在恩斯顿超过我，没有人会从车窗里大喊“混蛋！”贝托总是在家，或者在秋千旁，但有时他根本就不在。去其他小区访友了。他认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一个麦迪逊公园区的混血小黑孩，在纽约俱乐部崭露头角的两兄弟，把钱都花在木屐坡跟鞋和皮背包上。我在他父母那里留下口信，然后又去看电视。第二天他来到车站，忙着抽烟，没工夫说什么昨天的事情。
你要学会行走世界，他对我说。外面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