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去时她还醒着，正在用手从裙子上摘去小线球。我在沙发上垫了块毛巾，我们一起看电视。我们选定在西班牙语新闻频道：戏剧化的归她，暴力的归我。今天一个小孩从七层楼上摔下来，却还活着，除了尿布什么都没破。歇斯底里的保姆，重约三百磅，正霸着麦克风。
简直是天大的奇迹啊！她喊道。
妈妈问我是否找到了贝托。我告诉她我没去找。
这太不应该了。他告诉我他可能要去一家学校学商业。
那又怎么样？
她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再也没什么话好说。我曾经试图解释，什么都会改变，但都一样，但她认为这类说法的存在，只是为了等着被证伪。
他问我你怎么样。
你怎么说的？
我告诉他你很好。
你应该跟他说我搬出去了。
他要撞上你怎么办？
我难道不可以来看妈妈？
她注意到我胳膊收紧了。你应该学学我和你爸。
你没看见我在看电视？
我那时很生他气不是？可现在我们也可以讲讲话了。
我这是在看电视还是做什么？！
星期六她要我带她去购物中心。作为儿子我觉得这上面欠她很多，我们俩都没辆车，得走上两里路，穿越南蛮[1]居住区，去坐m15地铁。
出门前，她拽着我在公寓里穿梭，检查窗户有无关好。她够不到插销，所以要我去测试。因为开空调，我们从来不开窗，但我还是走完了这套程序。把手放到插销上还不够，她一定要听到喀哒响声。这里不安全。她对我说。洛雷娜懒了一下，你看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揍她，把她锁在自己家里。那些深色男吃光了她所有的食物，还打电话。电话！
这是我们没用长途电话的原因。我告诉她，她摇了摇头。这可不是好玩的。她说。
她不太出门，所以一旦出门就是件大事。她穿衣打扮了一番，甚至还化了点妆。这是我为什么没有反对带她去购物中心的原因，即便我的买卖星期六一般能赚很多钱，我卖给那些去贝尔玛和在云杉公园[2]里的小孩。
我认识这巴士上半数的小孩。我用帽子遮住脸，祈祷不要有人过来买东西。她看着外面的车流，手插在皮包里某处，一言不发。
我们到了购物中心，我给她五十元钱。买点什么，我说，一边憎恨着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她的样子：在货筐里挑来拣去，把什么都弄得皱巴巴的。以前，爸爸会在每年夏天结束时给她一百元帮我们买新衣服，她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花掉它，但买来的也不过几件衬衫和两条牛仔裤。她把票子折成方形。三点钟见。她说。
我在商店里游荡，呆在收银员的视线范围里，这样他们没有理由盯着我。这巡游路线从我们的劫掠年代开始就没有变过。书店，唱片店，漫画书店，梅西百货。我和贝托过去在这些地方发疯似地偷东西，每次两三百元地偷。我们的方法很简单——拿着个购物袋走进一家商店，装满东西再出来。那时保安不如现在这样严格。只要在出口玩点小把戏就可以。我们在商店出口前站住，付款买几样不值钱的东西，免得人家怀疑。你觉得怎样？我们问对方，她会喜欢吗？我俩都见过很蹩脚的扒手干活。抓起来就跑那种，不可能没麻烦。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慢悠悠地走出商店，像七十年代的肥胖老爷车。贝托最精于此道。他甚至和中心保安说话，向他们问路，他的包鼓鼓囊囊，我呢，站在十尺开外，得意非凡。他搞完后笑笑，扬起包来打我。
你别这样胡来了，我说，我可不想为了这档子事进监狱。
你不会因为行窃进监狱，他们只会把你交给你老子。
我不知道你，我爸爸打起我来狠着呢。
他大笑。你知道我爸爸，他手是弯着的。那老黑有关节炎。
我妈妈从没怀疑过，即使我的衣服衣橱都装不下了。但爸爸不是那么好蒙。他知道什么东西值什么价钱，也知道我没有固定工作。
你会被抓住的，他有天对我说，等着瞧。等你被抓了，我会给他们看你拿的所有东西，他们扔你这个蠢货就像扔块臭肉一样。
[1] Redneck，指脖子晒得红红的美国南方贫苦农民。
[2] spruce run park，新泽西州一处群山环湖的旅游胜地。
